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强奸未成年被害人案件中“胁迫”手段的审查认定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2年7月，被告人孙某钊通过QQ以假名诱骗时年14岁的初中女生江某某见面。江某某识破其身份欲离开时，孙某钊强行夺走其手机，并以“发生性关系才归还”相要挟，将江某某带至小区地下室反锁房门，随后回家取避孕套实施强奸。同年8月底至9月初，孙某钊再次以公开性侵视频威胁要求见面发生关系，被害人家人报警后案发。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钊强夺手机拒不归还的行为，虽对成年人未必构成心理强制，但结合被害人未成年、社会经验匮乏、手机存储重要信息及面临家长责难等特定情境，足以使其陷入“不敢反抗”的恐惧状态，符合强奸罪中“胁迫手段”的构成要件，故以强奸罪判处孙某钊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认罪服判，判决已生效。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3-1-181-001/案例名称：孙某钊强奸案——强奸未成年被害人案件中“胁迫”手段的审查认定）

二、法理深度解析：未成年人强奸案中“胁迫”认定的特殊性

本案裁判要旨的核心突破，在于明确了对“胁迫手段”的认定必须摆脱机械套用成人标准的思维定式。刑法第236条中的“胁迫”本质在于制造心理强制，使被害人陷入“不敢反抗”的客观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社会经验、资源掌控度与成年人存在显著鸿沟。以本案夺手机为例：对成年人而言，手机是可通过报警、挂失解决的财产损失；但对14岁的江某某而言，手机存储着社交隐私、学习资料等全部数字人格载体，丢失后更需直面家长的严厉追责。这种复合压力使其产生“手机比命重要”的极端认知——加害行为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心理压迫具有“杠杆效应”，微小举动即可撬动巨大恐惧。

值得关注的是，法院在论证“不敢反抗”时采用了情境嵌入型审查标准，既考察被害人陈述中“为拿回手机被迫发生关系”的主观心态，更结合案发环境（被带至封闭地下室）、加害人行动连续性（锁门后离开取避孕套显示绝对控制）、未成年人自救能力缺失（无通讯工具、物理隔离）等客观要素。这符合最高法关于“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抗拒’条件认定应适度放宽”的司法导向。实践中常见误区是将未成年人“未呼救”“未激烈肢体冲突”等同于自愿，却忽视其因力量悬殊、社会支持缺位导致的“冻结反应”。法律不强求羔羊对抗饿狼的勇气，只审视饿狼是否利用羔羊的脆弱性实施猎捕。

从刑法理论看，本案诠释了“手段相当性”原则的动态内涵。胁迫的“相当性”非指物理暴力等级，而指行为对特定被害人心理防线的瓦解程度。孙某钊选择抢夺手机而非直接殴打，恰恰说明其精准捕捉了未成年被害人的“痛点”——加害手段与被害人弱点之间的适配性，正是胁迫故意成立的关键佐证。若仅因未使用刀械威胁就否定胁迫性质，无异于纵容犯罪人针对未成年人设计“非典型暴力”的作案模式。

张万军教授进一步指出，此类判决对校园欺凌衍生的性侵害具有预警价值。当前青少年普遍存在“数字生存依赖”，抢夺电子设备、威胁曝光聊天记录已成为新型胁迫工具。司法机关需敏锐识别技术环境对传统胁迫手段的异化：当一部智能手机能锁住未成年人的全部社会关系时，其作为胁迫工具的杀伤力不亚于一把匕首。本案确立的“未成年人特殊情境评估规则”，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审查路径——法官必须回答：在特定未成年人的认知框架下，该威胁是否足以剥夺其合理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