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革命时代的法制

　　一、 军事革命

　　军事是影响国际、国内法律秩序的因素。军事武力的发作，改变与定制国际、国内的法律秩序。是军事活动，造成法统的中断或新生。一般而言，宪政秩序也总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开端。古老的法谚说“枪炮一响法无声”，但历史中也时常出现“枪炮一响法吱声”。军事作为传统社会最强力，不是应轻视的影响法律发展的因素。

　　20世纪末期开始，军事革命在信息科技革命的促动下发生。现代军事发展，发生了已知的如下变化：

　　1、 人权优先主权原则进入军事实践

　　这是一个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受到挑战、引发原有国际法失去效用的新国际关系原则。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审视，人权优先主权原则已经不再是一种基于喜恶的主观选择，而是一种新的国际活动现实。未正式承认新原则的联合国权威明显下降，并可预期将继续下降――最终成为一个人道主义救助组织。联合国是老国家们的恋人，对它感情再投入，“阿联”仅仅是“过去的偶像”。

　　2、信息战争

　　现代军事是建立多维控制的武力。这就是说，地面战争演变成为了“天空中的战争”。谁控制了近空与海洋，谁就具有了精确打击的优势。空中的卫星体系，成为地面军事行动不可缺少的指南系统。形成和干涉卫星系统的能力，决定了地面功击的成效。缺乏信息引导横蛮的地面武士，成为信息战争中的弱者。

　　2、 能源保障的新武器文明

　　人类工具革命的发展，在当今阶段产生出军事对能源的依赖。现代军事体系具有的能源保障状态，决定了军事行动成败。

　　3、 格式化的军事目标

　　现代军事行动，不再是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而是对“国际违法分子”的打击与缉捕行动。“斩首行动”成为新的战争方式。这种军事行动方式，提升了现代战争的伦理水准，巨大化降低了军事行动对平民生活的影响。

　　4、 有限的军事行动任务

　　现代军事行动不再以“领土占领”为目标，国际经济一体化已经和平解决了资源交换问题。军事行动以有效启动对“国际违法分子”的法律审判为任务。

　　二、现代军事发展对法律的影响

　　1、 紧急状态

　　由于军事武力对抗模式的演变，军事活动阶段的社会生活趋于正常，平民自由较少受到军事行动影响，因此紧急状态对于提升军事武力对抗，显现出无意义，反而形成秩序控制成本的增加。因此，作为法律制度的紧急状态制度的制度效益，出现了历史性的衰减。

　　2、民力征用

　　传统军事行动需要民力增援。但是现代军事工具的高技术化和专用化，导致军事工业以外的民间力量，无法在信息战争中产生作用，军事对民力的需要巨大下降。因此作为法律制度的民力征用制度，也实难运作生效。

　　3、 自由集会

　　现代军事活动的政治动员，主要采取公民集会形式表达对军事行动的民意。由于格式化的军事目标，公民集会机率将出现下降。

　　4、 公权力制度

　　现代军事对公权力制度提出了强力挑战。格式化军事目标，导致集权性权力容易遭受军事打击。权力机构的民主化，成为反抗军事武力打击的紧迫需求。在国际法律道义的角度，任何军事打击民选权力机构的行动，不符合国际自然法和国际法律道义。因此，健全一国选举制度，成为法律支援军事的重要事务。

　　三、 军事与宪政和平

　　诚如上述，宪政秩序往往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开端。但是大规模的国际军事行动，造成人员伤亡，耗费能源，给地球生态造成不可知影响。军事活动不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战争并非绝对妥当的行为。日本、伊拉克这种被军事打击导致宪政秩序的社会发展模型，是发展学视野中的个案，而不宜误读成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在理论上，宪政可以在和平状态下产生――它并不一定需要采取军事行动方可启动。宪政的精髓在于“主权在民”――合意法学者恰当指出这是“宪政规范之核”。通过法律大革命，和平实施宪政，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第二条道路”。

　　发达的军事武力，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荒诞性产物。从人类历史的未来视角看，冒充强力的以武治国和国际武力泛滥是荒诞、愚蠢的。消灭地球上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21世纪人类的共同任务，全球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当成为21世纪国家行为的法律准则――看似遥远，实为急需。取缔国际军事主义的泛滥，这是以新的国际法准则――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公认和确立为先导的历史进程。这需要先行国际法律秩序的重整，建立和充实国际警察力量，推进和监督人类新历史的发展。

　　鲜江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