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国民素质
然而，一种论调现在仍有不小的市场，即认为民主虽然是世界潮流，但由于我们的国民素质低，条件尚不具备，如果搞起来就会天下大乱。这种观点貌似大有道理，实则经不起推敲。实行民主宪政的确需要国民具备一定的素质，而我们也的确还缺乏这方面的素质，然而素质这东西也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人们只有在民主的实践中通过学习、锻炼，才能够不断增强民主的意识，具备民主的知识和能力。在维新运动中，我国的有识之士就提出维新事业要想成功，就必须对国民进行启蒙。譬如，严复就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启蒙运动更是达到了高潮，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健将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要对我们的国民性进行改造。然而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这一任务还依然没有完成，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这一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这其中固然有传统思想意识的根深蒂固，有专制力量对启蒙的压制和扼杀，有“救亡压倒启蒙”因素的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在进行启蒙的同时没有进行民主宪政的实践，仅仅是“纸上谈兵”而已。没有民主宪政的实践，国民性就不会得到真正的改造，国民素质的提高就缺少坚实的基础；没有民主宪政的实践，统治集团的权力就不会受到应有的制约，启蒙事业就容易遭受摧残。
1929年6月胡适先生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说：“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人民参政并不须多大的专门知识，他们需要的是参政的经验。民治主义的根本观念是承认普通民众的常识是根本可信任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这便是民权主义的根据。”他进而认为：“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人们只有在民主的实践才能学会如何民主，民主制度本身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不断完善起来。同时，也只有通过民主的实践，使政府的权力得到制约，使政治逐渐走上正轨，民众才能够逐渐提高政治的参与程度和热情，民主宪政最终才能够取得成功。
我国清末民初民主宪政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这与统治者的不愿意让步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与参与博弈的各支政治力量不愿接受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掌握好斗争的策略也密不可分，还与一些政治家的素质、眼光乃至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把这一系列的失败都归咎于国民素质太低，未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镇压了改良派，取消了大部分的改革措施，顽固派又重新得势起来。他们转而支持义和团，掀起了排外运动，最终被八国联军打败，签订了《辛丑条约》。后来，他们又迫于形势，宣布实行新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准备实行“立宪”。然而，当各地的立宪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之后，以载沣为首的满清集团又搞出个了个“皇族内阁”，欺骗了国人，这不但更加坚定了革命派推翻满清政权的决心，还把相对温和的立宪派推向了革命一边。与此同时，他们又宣布把已经由地方商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引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这成了辛亥革命革命的导火线。几个月以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满清政府垮台了。当形势的发展逼着统治集团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专制统治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时，他们与其被动进行改革，不如主动进行改革，结束自己的专制统治地位，开户宪政之门。这虽然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部分既得利益，但却以此换来社会的和平转型，也使自己有体面下台的机会。而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意进行改革，或者有名无实、换汤不换药地搞个改革，最终必将点燃革命的熊熊大火，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没有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然而，国民党没有采取这一途径，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7月12日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民国时期政治力量之间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恶劣先例。“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对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愿意付诸行动。但是，作为激进势力的代表，国民党的某些领袖没有真正接受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章炳麟）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就要向完成从革命政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变，适应平等的政党政治游戏规则（在政治竞争中失利的政党要认输，要当好在野党的角色，发挥在野党的作用；获胜的政党也不能滥用执政党的优势，实行排除异己，谋求对政权的垄断），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内与其他政党进行政治竞争和博弈，当出现政治上的纷争时要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内解决问题。毁掉一种政治制度往往是很容易的，而要建立起一种政治制度却是很困难的。民主宪政制度刚建立时都是十分脆弱的，同时由于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容易产生各种的政治乱象，这时候就各方对它要有足够的诚意和耐心，需要各方去补这个台而不是拆这个台，使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如果有一方率先用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就会引起“以暴易暴”，就会葬送民主宪政的成果。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自己当总统时实行总统制，而当政权转移到袁世凯手中时，他却要求实行内阁制，实行了双重标准。在1913年初的议会选举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获得了议会的压倒性多数席位，获得了组阁权。然而袁世凯方面却不肯认输，暗中派人刺杀了宋教仁。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又不肯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内解决问题，发动了“二次革命”，从而给袁世凯以镇压的口实，并且进一步解散了国民党。这些无疑都是不遵守平等的民主游戏规则的表现，而且也正是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当时民主宪政的挫折。
我们再看看一些刚刚从专制中走出来的国家，它们的经济还很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也还很低，但人们却十分积极踊跃地走上街头参加投票，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搞不搞民主，除了时机是否成熟之外，还取决于当权者有没有忧患意识和历史眼光，取决于他们懂不懂得让步和妥协。在社会大变革即将来临之际，如果他们踌躇了，或者锱铢必较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历史发展的机遇就会被一再延误，最后连他们的既得利益也会一起灰飞烟灭。“改革应该逐步积累，尽可能避免突变。但是，时机成熟了拖延不改，也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到二、三十年代情况比较好了，人才，知识，经验，各方面的准备都比较好了，国民党却还要搞他那一套'训政'，讲老百姓水平低不能实行民主等鬼话，控制舆论，搞特务政治，独裁专制，结果带来无法遏止的腐败，引发更大规模的革命。回顾百年共和，创深痛巨，其中的教训值得中国人永远记取。”（仲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