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宪法的守护者

 

　　谁是宪法的守护者——当然指非宪法危机之正常情况下，其实是个老话题。自人类制定宪法并预期以它限制国家权力以保障人民权利始，由谁守护宪法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地摆在了我们人类面前，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政治智慧与治理艺术。在宪政史上，最早直面此等问题的当然属制订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美国。詹姆斯·麦迪逊等美国制宪先贤在联邦宪法中并未规定谁来守护宪法即谁对宪法拥有最终解释权。但联邦宪法实施不久这个问题就不期而至。如所周知，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着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意见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探讨并回答了这一难题。马歇尔认为，决定何谓法律乃是司法部门的特定职责范围，适用法律裁判案件的法官必然地要去解释法律，当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或法律与宪法同时适用于某一案件时，法院就必须决定到底是依宪法还是据法律去裁判案件。是故，由司法部门解释宪法乃不言而喻。换言之，宪法的守护者理应为司法部门而非立法机关或行政机构。自马歇尔的这份判决意见发表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就一直是联邦宪法的守护者。每每在国会或各州的立法或政府行政被质疑违背宪法时，最终均由身为宪法守护者的联邦最高法院裁判它们是否真正超越宪法赋予它们的权限从而构成了侵权违宪。制订于1787年的美国联邦宪法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为一部“活的宪法”，联邦最高法院以解释方式对它施行的守护诚可谓是个中最大的“秘笈”。正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这种守护，才使得两百余年来联邦宪法始终作为控制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之双重利器而存在，为人类创造一个绝无仅有的宪政神话。

 

　　当然，由九位来自于总统任命而非民主选举产生的大法官解释宪法并以此守护宪法，并非是万众信仰的完美护宪之制。事实上，美国这种由普通法院解释宪法而扮演宪法守护者角色的护宪制度一直饱受争议，尤其是当护宪者本身偏离中立立场而显得过于保守或过于激进之时，保守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新政”时期的联邦最高法院，激进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由厄尔·沃伦领导的联邦最高法院。不过，尽管中间非议不断、挫折频仍，美国人民依然坚持由联邦最高法院而非其他机构或个人守护宪法。美国这种由司法部门守护宪法的制度是我们人类宪政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护宪制度，在如何守护宪法问题上树立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典范。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南非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都先后以美国护宪模式为蓝本，建立了由普通法院守护宪法的制度。

 

　　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像美国那样对司法部门足够信任而将护宪重任委托于它。如欧陆国家就长期对普通法院态度谨慎而有另设一专职护宪机构的传统。1831年德意志境内的萨克森邦宪法规定国事法院为其守护者，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承袭此制而创立联邦国事法院。1920年，奥地利法学家汉斯·凯尔森为本国宪法设计一宪法法院作为其守护者。二战后，为守护宪法、保障人权计，欧陆的德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如今的东欧诸国均纷纷仿效奥国建制设立了专职护宪的宪法法院。凯尔森因而被称为“宪法法院之父”。

 

　　值得一提的是，凯尔森的贡献并不止于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关于“谁是宪法的守护者”的着名论战，论战一方亦为凯尔森。1929年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发表《宪法的守护者》一书，批评魏玛宪法的国事法院体制，鼓吹帝国总统守护宪法的“领袖论”。凯尔森随即发表了“谁是宪法的守护者”以予回应，指责领袖论的荒谬，为宪法法院这种护宪建制鼓与呼。在书中，施米特曾揭橥历史地说斯巴达护民官这位斯巴达最高法律的守护者最后变成了斯巴达的主宰者。谁曾想到施米特一语成谶，他心中的守护魏玛宪法的帝国总统结果亦变脸成魏玛共和的主宰者。

 

　　领袖护宪论的彻底破产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德国今天的宪法法院。德意等国宪法法院的运作日益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司法化--同样在司法化的还有守护法国宪法的法国宪法委员会和守护我国台湾地区宪法的台湾司法院，说明由无钱、无剑的司法部门守护宪法，即便不完美但不失为人类所能发明的最具实效的护宪制度。

【作者简介】
刘练军，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