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的定位

一、治国理政中的宪法法律体现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为治国理政提供法律支持，其中凝结了党与人民坚定的意志。掌握宪法法律制度，肯定宪法的重要地位，在各项工作中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性，除了是干部群众需要遵守的义务之外，也是实现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前提［1］。宪法法律提倡党的主张、人民意志保持高度统一，关于这一点列宁同志认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毛泽东同志也提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总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这一观点，由此可以肯定宪法对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意义［2］。

二、宪法法律体现的根本要求

第一，突出体现宪法内容根本性。宪法主要内容是与国家生活相关的根本问题与制度，包括国家性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等，依法治国的贯彻落实，必须要以宪法规定的制度、根本原则为依据，满足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而依宪执政的实施，则是党作为执政党依法治国的必要前提;第二，突出强调宪法效力至高无上性。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对于效力等级而言，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宪法在法律体制中属于“母法”，是其与法律法规执行的依据，换而言之其他法律法规是按照宪法法律为要求实施;其二，宪法是法律体系中的“最高法”，其他法律法规必须要遵照宪法精神与原则执行，如果二者之间存在矛盾，那么除宪法外的相关法律条文则被视为无效;第三，重点保证宪法的平稳实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同时具备法的共性与根本法的既有属性。同时，宪法法律中涉及到的都是国家根本性问题，所体现出的法律效力高，且适用范围极广，这也为宪法的实施赋予了稳定性的特点。

三、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定位反思

(一)党的事业、人民利益与宪法法律的地位反思

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以西方国家提出的“宪法法律至上”这一观点为前提提出。将其体现在治国理政层面，需要更加全面的分析［3］。如果单独分析党的事业至上，是以其他事业为参照，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也是如此，但是这些理论得以实施的前提，必须要始终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针对依法治国提出要求，肯定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地位，宪法法律的实施，有利于帮助所有领导干部明确法治思想，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对于宪法法律作用的发挥有重要意义。这里提到领导干部要具备法治思想，这是主要是受个人公仆地位影响而决定，作为领导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遇到问题，必须要先想到法律，才能够保持正确的行为方向。因此，坚持宪法法律至上，除了是领导干部坚守的理念之外，还要作为今后领导干部工作需要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是这其中也涉及到人民利益与宪法法律地位的问题，肯定宪法法律地位的同时，就意味着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全部包含其中，党的事业等同于人民的事业，人民切身利益则是党工作的关键点。一切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并不意味着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可有可无，而是要从“至上”地位这一角度进行理解。宪法法律的至高无上，为治国理政相关行为与问题提供判断的依据，而党的事业关系到党员、党员干部今后的发展，人民利益与其他利益相比也非常关键，但却无法作为治国理政的判断依据。

(二)经济、行政与法律手段的地位反思

治国理政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领域的建设，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搞好治国理政建设，经济、行政、法律手段要做出怎样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最终效果［4］。那么从这一方面考虑，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需要在原本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与执政方式进行优化，将法律手段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发挥出来。这里提到的“经济手段”可以理解成为经济规律使用期间所使用的和物质利益有关的手段，包括价格、税收与利润等。如果站在宏观调控角度理解，“经济手段”则是国家调控利率、汇率、税率等，对市场中的企业等经济组织、公民行为、经济利益等形成影响，以期达到引导、调控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行政手段”是政府部门与管理部门，根据两者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下达命令与指示，通过这一模式指导下级管理部门、员工的工作行为，从而获得最佳的工作成效;“法律手段”则是国家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转换自身意志，使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呈现，同时发挥国家强制力，确保法律法规能够得到落实。上述这三种手段在治国理政中体现，比较常见的方法是将这三者并列应用，期间还重点强调了经济与行政这两个手段的重要性，法律手段只是作为辅助方式，需要在紧急情况下发挥其作用。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肯定了法律手段的核心地位，无论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都需要在法律的许可下实施，换而言之法律是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应用的保障［5］。

(三)政治、社会与法律成效的地位反思

无论是哪一部立法，都要有立法宗旨，并且为其布置今后需要完成的任务。当法律生效之后，需要由行政与司法机关负责落实。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便可以对该法律所制定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监督。对于不同的适用对象也可以了解法律实施所获得的效果。因此，当法律在具体工作中得到落实之后，便可以获得所谓的“法律效果”［6］。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实践工作中，并非是为了执法与司法而开展某项工作，执法、司法期间，不管是整体还是个别案例，都要有法律与适用法律最终实施的效果、带来的影响、需要解决的问题，由此也可以将获取法律效果的过程理解为严格执法与精准司法的过程。当工作完成之后便会涉及到法律效果评价，以立法宗旨、布置的实际任务为依据，体现出极高的契合度则证明法律实施有非常好的成效，若立法宗旨、任务的契合度不高，证明法律实施效果还有待提升。对法律效果进行评价，向法律实施机构反应反馈建议，为实施机构更正工作行为提供参考，由此一来可以使法律实施效果更加理想。除此之外，开展法律效果评价，还需要向立法机构进行反馈，使立法机构工作分析、目标设置、立法完善等能够有序实施。由此总结，法律效果在法律实施与法治进步这两个领域占有重要地位，重点表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近年来通过司法实践总结出一些问题，为了能够获得最佳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也需要得到关注，将法律、政治与社会效果达成统一。但是这“三个效果”在治国理政中占据怎样的地位，彼此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治国理政与宪法法律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需要采用法治化方式，获得理想的法律效果，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坚持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肯定宪法法律制度，突出体现宪法法律的权威性与至高无上性，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有行为、活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要求进行，这不仅是所有执法、司法官员与法律从业者需要完成的工作，还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