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斗争与国家理论
发布日期：2013-10-21 文章来源：互联网
【出处】《经略》网刊第31期
【关键词】精英斗争；国家理论
【写作年份】2013年
【正文】
一、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变量
查尔斯•梯利曾经断言，资本主义崛起与现代国家的发展是近代历史最为重要的两个事件。[1]尽管如此，前者似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相关的笔墨论战至今仍在学术界不断上演。相比之下，社会科学从经典理论时代开始，始终缺乏独立的国家理论。不论马克思还是韦伯，都把现代国家的兴起看作是一个更为本质的核心机制所衍生出来的副产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国家无非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工具，代表资产阶级来进行阶级统治；而韦伯则把现代国家等同于职业官僚体制，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科学制度相拟类，都是“新教伦理”所孕育的理性秩序不断扩展的结果[2]。二战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镇转向美国之后，美国社会对于国家的普遍敌意更是阻碍了对于国家本身的细致剖析，更不用说把国家放在一个历史比较的视野中来进行考察了。在社会学内部，无论是帕森斯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国家持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区别仅在于国家这种“工具”，是为社会系统的整合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维系服务。在政治学内部，对于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过度关注实际上也消解了国家，国家大多数时候仿佛被多元利益集团、选民和政党或穿透或俘获了，只作为一个淡漠的背景而存在。易言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能量，也无法改变具体的政治利益结构，当然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变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发展和欧美国家普遍的政治经济危机催生了理论上的新动向。首先是新马克思主义阵营对于国家的再认识。普兰查斯（Poulantzas）以及随后的多位学者率先提出，国家并不总是阶级统治简单而被动的机器。1969-1970年间，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米利班德（Miliband）和普兰查斯还就国家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在《新左派评论》上展开了激烈辩论，影响甚广。[3]其后，杰索普（Jessop）对这场辩论进行了综合，转而提出国家作为一整套制度的集合并不是铁板一块，其组织形式和功能也不是事先给定，而是在阶级之间的具体政治斗争中不断被重构。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国家权力反映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并不总是代表资产阶级，也并不能一贯维持资产阶级的霸权。在此过程中，国家建立了自在的制度结构，也拥有了多样的社会基础，从而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独立于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4]尽管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一场有关国家的讨论中避免了决定论和简化主义的弊病，也指出了阶级斗争并不能独立于国家而是要改造国家，但是这一理路还是受缚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议题，也没有激发出高质量的实证研究。
另一方面，一些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学者似乎更深入地探讨了同样的问题。1985年斯考切波（Skocpol）等学者在“找回国家”一书中提出：以往的思路，不论是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还是新马克思主义，都是以社会为中心（society-centered）来探讨政治权力的，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国家的自主性（autonomy）和国家能力（capacity）。因此，他们倡导进行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转而以国家作为分析的中心（state-centered）。[5] 国家的自主性来自其独立的行政资源、信息渠道和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因此国家并不总是代表主导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是要维持普遍的政治秩序，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的结构和制度也会反过来形塑社会，影响政治集体行动的形式，政治团体的形成和政治议题的具体话语等等。梯利在此书中应和了这一观点，此后又在他处详尽研究了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社会运动的形式以及民主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等等议题，进一步阐释了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资本密集还是强制力密集），以及由此而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如何长久地影响社会，如何塑造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模式。[6]更早一些时候，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也专门分析了国家自主性的起源、机制和对于社会的影响。他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更为深入精当，不仅指出了国家的自主性同时有赖于专制的权力和基础制度性的权力（despotic and infrastructural power），还提出了国家所构建起来的基础制度性力量如何不断消散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相互增强的历史运动。因之，“拥有较强国家的社会相较国家力量较弱的社会，生存能力要强的多。”[7]
马克思主义者和比较历史研究学者尽管对于国家的性质认识不同，但就国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一点，还是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这一理论转向是否足以构成研究范式的转换固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两点对于之后的实证研究来说影响深远：首先，国家以其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资源、利益和制度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场域，是一个需要被打开的黑箱；再之，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进一步形塑了社会和政治过程的方方面面。这两点对于中国的学者和读者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议会民主体制中的社会科学家们来说，确实一个十分晚近的学术动向。
而本书的作者理查德•拉克曼与这两个学术传统都有深厚的渊源。他本科毕业于七十年代的普林斯顿大学。当时激进的学生运动在经历了六十年代的高峰之后固然已经有所消退，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拉克曼曾多次提到他早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还通读了安德森、沃勒斯坦、普兰查斯和后文将提到的米尔斯等人的著作。至今他仍激赏马克思的一篇著名的历史评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其中专制君主利用各类精英和各社会阶级相互僵持的局面来筑固权力的例子，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他对国家和精英理论的再思考。随后在哈佛社会学系攻读博士的经历进一步拓展了他的视野，而斯考切波和帕吉特（Padgett）等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也言传身授，促使他将不同的理论路径参互以求，形成自己独特的精英斗争视角。他的前两本书[8]主要关注梯利所言之第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欧是如何兴起的；这本书和他目前正在写作的美国霸权衰落的问题则更关注第二个问题，回到了国家本身。
二、何谓国家？
讲到国家这样宏大的命题，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定义的问题。当然定义本身不可能也无需面面俱到，而恰恰是为理论之展开和实证之铺排服务的。
韦伯最早将国家定义为“在一个给定的领土内对合法使用暴力拥有垄断权的组织”[9]。而梯利则进一步认为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力的组织，有别于（底层）的家庭和宗族组织，并且在一个实体的领土范围内、在某些方面对其他所有组织都具有主导权”。[10]然而，韦伯和梯利所定义的国家显然无法排除历史上的多种政治组织形式，包括拉克曼在第一章所涵盖的前现代政权组织形式，比如城邦、帝国和封建制。而本书所致力要研究的，只是十六世纪从西欧开始兴起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兴起之后，几乎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了经济和政治的方方面面，并依照新的逻辑把社会重新组织。从最为表面的制度安排来说，现代国家也许可以用以下的特征来概括：
1）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国家中心可以调用的资源和强制力远超过历史上的政治组织，越过中间代理人直接从个人手中攫取资源；
2）有一系列功能分化的制度和相应的人员配备，通常通过现代官僚制度来加以组织；
3）垄断强制力，有一支依靠征兵制、由国家财政供给的常备军；
4）在一明确的领域内行使主权，垄断立法、司法和其他形式的规则制定和执行的权力，并以武力垄断为后盾。
当然，“现代国家”还可以在功能、制度和结构等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而不同国家理论的侧重自然各有不同。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者视国家为统治的工具，显然是把分析的重心落在功能层面，因而普兰查斯才痛批米利班德等人的“功能主义”倾向。而斯考切波等在历史比较的实证研究中，实际上把国家作为一系列历史语境中的具体制度/组织来理解。这无疑是用韦伯来解马克思的毒，但是对于制度的关注使得斯考切波陷入过于纷繁的历史细节，因而她始终没有脱离碎片式的事后局部解释，而没有理论上的充分建树。[11]梯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于国家的理解也是制度导向的，但是他得以从历史研究中跳脱出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家形成的一般理论。此外，斯科罗内克和卡朋特[12]等学者还进一步聚焦于国家内部的官僚制度，走的是一条更加韦伯式的道路，对于其他的政治行动主体似乎关注不够。
相比之下，拉克曼对于现代国家的特征作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补充，即5）只有当原先独立自主的各类精英进入国家，并把他们所控制的制度性资源带入国家之后，国家才得以扩张权力，成为现代社会的利维坦，替代了其他社会中间组织。如此，现代国家之外几乎不存在独立的精英集团，亦没有独立的权力中心足以挑战国家的权威。因之，国家才得以深入地渗透社会，对外扩张，而古老的帝国和城邦则逐渐被迫重组为现代国家的新形式。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前现代社会旧精英的激烈斗争。精英们在这场斗争中或是被消灭，或是和其他精英达成政治妥协进入国家，或是被收买或去势成为附庸。而这种精英斗争的具体结构，将极大地形塑国家的能力、制度和内部权力关系，也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国家的自主性以及国家内部精英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精英进入国家之后，并不意味着精英斗争的休止。精英们也许让渡了制度资源，但也可能获得新的制度资源；旧的精英也许被消灭，但新的精英始终在生长。其结果是，现代国家始终还面临着分裂和崩溃的危险。这也正是现代社会的系统性风险之一，是灾难、战争和动荡的根源之一，特别对于后发展国家更是如此。
拉克曼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是一种结构性的视角。国家不仅仅是一组功能的组合，亦不局限于具体的制度和组织；国家首先是一个场域，一个权力斗争和整合的领域。而关键因素始终是国家内部精英关系的结构——即，到底是只有一种精英统摄局面，还是有两种或多种精英处于或联合或斗争的状态。这一结构极大地制约了国家的力量和自主性。而国家具体的功能和制度始终是第二位的，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精英结构所决定的。这一切入国家的视角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修正，又避免了历史研究对于史实细节的纠缠，使得不同国家形态在跨国和跨时两个维度的比较明晰而可操作，亦可以深入分析国家在塑造民族和公民、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建构民主制度和现代福利制度等方面的政治逻辑。这正是拉克曼希望通过这本著作来展示的方法。
三、精英斗争理论
在深入探究如何用这种结构性的精英视角来研究国家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拉克曼的精英斗争理论，并考察一下他的理论渊源。
首先，拉克曼始终认为：精英——而非马克思眼中的无产阶级，甚或中产阶级、职业群体或专业官僚——才是推动历史的主要行动主体（agent）。所谓“一类精英”，在他看来“是一个统治者集团，占据了独特的组织机构，有能力从非精英的社会群体手中剥削资源”（Lachmann 1990:401; 2000:9）。如果统治者阶层中的某些个体或群体对于这一组织机构的运作起到了关键作用，或者随时可以创设自己独立的组织机构，那么他们就可以被视为这种精英的一部分。反之，如果他们依附于其他精英的组织机构，或在剥削下层资源的过程中被其他精英所排斥或边缘化，那他们也不能或不再作为一类独立的精英。而所谓的“精英斗争”，就是精英们企图攫取敌对精英的组织机构、挪为己用的过程。在本书的第二章中，拉克曼详尽描述了中世纪的各种精英如何在不同地域展开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旧精英包括各级拥有土地的贵族、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城市新兴贵族和专制君主等等，他们自己占有独立的资源攫取体系。而资产阶级则是一种或几种相当晚近的精英。他们正是在旧精英斗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也并不是西欧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主角。[13]又比如当代美国自八十年代以来产业精英和金融精英也是两种不同的精英。他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对抗，后者最终全面胜出，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14]其他作者也对精英有类似的界定，比如佩奇以拉美四国为例，说明咖啡种植业的精英和后期加工行业的精英也很可能是两类相互斗争的精英。[15]
拉克曼的精英概念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既有联系，又做了重大的修正。某类精英可以说是马氏所谓的“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就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的来说，往往是其中的一个阶层（class fraction）。比如上述的产业精英和金融精英都是资产阶级，但他们很多时候是两种相互敌对的精英。马氏的理论框架认为统治阶级总是铁板一块的，而政治斗争和历史的演进大体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延绵展开。相较之下，拉克曼则指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即不同精英之间的持续斗争，才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剧目。只有在精英斗争打开结构性的权力缺口，提供了非常规的政治机会之后，其他被统治阶级才登上了历史舞台，且主要通过和某类精英的联盟来实现。另一方面，精英的统治固然依赖一定的生产关系，但很多时候精英本身的力量如何、以及他们所控制的组织机构也反过来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相对独立于生产力的变迁。[16]因此，精英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历史中是纠缠在一起的，但精英关系往往主导了阶级关系，而不是反之。
也许最发人深省的是，拉克曼指出精英关系的结构比其具体的形式和历史内容更为重要。简而言之，一旦上一轮的精英斗争消除了精英之间分裂的格局，任由一类精英做大，他们就摆脱了敌对精英的钳制和威胁，迅速壮大，甚至足以挑唆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斗争[17]，并加倍剥削其他社会阶级，恢复压迫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而如果精英斗争持续不断，两种或多种精英持续对峙，那么精英之间必然内耗徒增，斗争几方都要暂时放松剥削其他阶级，开放政治机会，向下或向外寻找盟友，并防止自己在政治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后院起火。例如，拉克曼在第二章中对比了英国和法国的现代国家形成时期。英国是所谓的“横向绝对主义”——在天主教会精英的势力被排除出英国之后，教会的权力和财产由英国国王和地方世俗地主攫取，形成了二元的精英结构，因此双方长期相互制肘，形成了相对缓和的社会和生产关系；而法国则是“纵向绝对主义”——专制君主成功采用了包税制和卖官鬻爵的制度来控制国内的其他精英，挑拨他们相互斗争，争夺有限的官职和税收资源，从而极大地筑固了王权，也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底层的剥夺和压迫，最终激起了比英国更为激烈的革命。如此来看，任何一种精英的政治力量都是相对的，总是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精英关系的宏观结构。
正如上所述，从思想谱系上来说，拉克曼的理论吸收了七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比较研究的新因素，但就“精英斗争”这一核心研究范式来说，还有特定的社会学思想资源。两位世纪之交的意大利学者莫斯卡和帕累托都则犀利地指出，统治阶级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自身。[18]但他们都缺乏系统的精英理论，也没有研讨精英权力的来源。此外，在二十世纪战后美国社会学界中，米尔斯的精英研究也曾影响了一代人。在《权力精英》这部日后成为社会学经典的著作中，米尔斯区分了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精英，从而第一次清晰地指出了不同精英的组织基础。他还提出了精英如何建构吸引下层盟友的制度管道，由此壮大自身的力量。[19]显然，拉克曼把这些片段式的解释都综合在他的精英斗争理论之中。在最近的三十年间，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得精英研究在美国政治社会学界迅速衰落，有一些有趣的探讨，但始终跳不出“网络研究”的框架。拉克曼的理论可谓自成体系，此外还有希格莱等学者强调精英视角，但他们缺乏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又局限在民主化这一问题上。[20]
四、精英斗争与国家理论：优势与缺失
本书是从精英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国家的一个演练，其中包括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第三章）、国家与经济发展（第四章）、民主与社会福利制度（第五章）以及国家崩溃的例子（第六章）和国家作为政治制度未来的走向（第七章）等等现当代政治学中的重要问题。总体来说，这是一个理论内核相对简洁的模型，但又有相当大的张力和解释力，尽管还有很多内在的限制。拉克曼在本书各章中都提供了详尽的文献综述，并指出了既有文献无法解决，而精英斗争理论恰恰能够更好切入的研究问题，例如具体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为何在某些历史时点发生改变，又是由哪些政治行动主体所推动的？这些主体是在怎样的结构性制约或机会之下采取政治行动的，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和利益？为何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国别制度差异？而最后形成的新的国家权力结构、制度和政策，甚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兴起，是行动主体理性计算的结果，还是斗争的非意料后果？
相比之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甚为流行的历史制度主义[21]虽然长于静态的国别和系统差异比较，但始终有一个阿克琉斯之踵——即在强调“路径依赖”的同时，无法很好地解释历时的制度变化，只能求助于“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和外部冲击的解释，因此并不足以理解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甚至崩溃的机制。而梯利等人的历史比较研究兼顾了制度和结构，更为成熟大气，也探究了历史突变的问题，但却和历史制度主义一样缺乏对于具体的政治行动主体的关照，特别是行动主体的动机、利益和他们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另一方面，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选择制度理论[22]更为关注主体的利益和理性选择，但国家作为一整套复杂的制度和结构，此时已被简化为一组激励，而理性的政治参与者只是面对这些激励作出计算和选择。另外，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往往有很强的初始假定（比如国家作为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阶级关系和政治斗争具体过程的理解也相对简单，很容易陷入各种本质主义。
相比之下，精英斗争理论首先是一种长于处理变化的理论，不管是国别之间的差异，还是历时的制度变迁，都可以用精英关系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阶级关系的恒常变动来解释。例如，拉克曼在比较现代国家形成的不同路径、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成败、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别特征时，都指出了精英关系的结构差异才是最本质的关键因素，而精英结构的调整才是关键时点外部冲击也好、内部突变也罢起作用的具体机制。而“制度”的细节，仅是一个中间性的变量而已，并没有某些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想象的巨大惯性。一旦精英结构面临重组，制度变迁也随之而来。此外，拉克曼的理论也为政治过程中的行动主体预留了充分空间。各类精英是如何审时度势，不断参与政治斗争或做出妥协，又为何要进入国家，或者逐渐承认大众的公民权、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23]，亦是他理论所要考察的重点。但是，与理性选择理论又不同，拉克曼更关心精英的理性行为如何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而最终建构的制度或达成的政治格局往往是他们相互斗争之后的非意料结果。实际上，理性选择理论大多只有一个单一逻辑，也缺乏必要的历史感，因此在解释多样性和历史时机（timing）为何如其所是这两点上[24]，也不及精英斗争理论。最后，正如本文已多次提到，拉克曼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诸多重要发展，比如从阶级斗争转向精英斗争，从精英的同质性到多元性，从历史决定论到对于政治过程偶在性的认可等等。
尽管精英斗争理论是打开国家这个黑箱子的趁手理论工具，但其内在的限制也不得不在此一并提出。首先，在现代政治日益走向大众政治和福利国家的时代，很多时候所谓的“统治者”无法具体指涉，而“大众”的力量通过民主化等制度安排不断增强，精英之间、精英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多元。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我们亦很难用拉克曼的“组织机构”的标准来识别精英集团并划分不同的精英，实际上他本人在实证中也没有详细操演定义和辨识的过程，很多时候也是语焉不详的，很容易陷入一种套套逻辑（tautology）。此外，政治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际社会运动浪潮的兴起，也使得以单个主权国家为单位来分析精英结构和阶级关系显得十分局促。
其次，精英理论说到底还是一种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25]。对于具体精英政治斗争的关注的确带入了历史的不确定性，也能容纳多样性，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要放弃那些传统的宏观变量，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变迁。最终我们还是要回答，哪些宏观变量、以何种方式改变了精英结构，从而决定了国家力量的强弱和国家制度的具体形式。这是中层理论的一个固有问题：一方面找出了具体的机制，又避免了宏观理论的决定论，叙述上的逻辑链条更紧密，但另一方面还是要和宏观理论的既有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这和美国社会学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网络”研究类似。但说到底网络只是传统变量的一个扭结点而已，社会学家还是要具体研究网络上不断流动的权力、资本和身份认同。而当我们采用精英斗争理论来打开国家具体政治过程这个黑箱时，我们也最终要回到这些传统的变量，和既有的宏观理论参互以求。
最后，“文化”在拉克曼的国家研究中处于一个附属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是构建政治联盟的工具之一，并通过政治联盟的建构和维系的过程来加以表达：“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寻找盟友和维持共同利益方面，比单纯的理性计算要可靠迅速的多……政治盟友们用文化和信仰来相互表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家庭、宗族、党派或政府的前途都押在这个政治联盟上了……文化是建构共同利益的一组既定思想和实践，用来防止政治盟友相互背叛，并促使政治盟友们在共同的事业中投入人力和物质资本”（Lachmann 2000：237-8）。同样，拉克曼在本书第二章讨论现代国家的起源过程中，也批评了韦伯的文化论点。在他看来，新教的昄依者并非是单纯受到教义感召，全然被文化力量左右，很多时候正是为了做出姿态，和天主教旧精英以及罗马教廷在政治上决裂。[26]这种对于文化的处理显然太过粗糙了。实际上，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策各个方面都和文化因素深刻的纠缠在一起。如本书所涉猎的“民族主义”也好，战后的“发展主义”以及晚近的“新自由主义”也罢，并非是国家内部的精英可以轻易操控的意识形态工具。相反，这些理念深刻地形塑了精英对于政治利益和政治价值的认知，也影响了国家制度的生成。
自上世界八十年代社会科学发生“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后，一些北美政治学者采用“话语制度主义”（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27]或者建构制度主义（constructive intuitionalism）[28]的方法来研究国家具体的政治过程、制度建构和政策制定，充分重视话语、理念和文化的独立作用。其中最为优秀和细致的历史研究作品包括霍尔对于凯恩斯主义在各国如何转变成政策的研究[29]，格尔斯基讨论新教伦理如何发展出“规制”（discipline）的政治技术，进而影响西欧现代国家的形成[30]，以及施密特对于当代欧洲国内政治话语如何造成政策分野的讨论[31]和道宾对于各国政治文化如何形塑各自的铁路行业政策的研究[32]，等等。其中很多作品也涉及了精英、理念和制度如何相互作用，和拉克曼的视角恰好形成了有益的对照。
五、精英、国家与当下中国
当然，不管是拉克曼的这本著作，还是本文中提及的大部分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近现代历史和有限的东方国家（比如日本）历史作为出发点的。如果放在中国的语境下来看，这些理论立刻会引起一连串问题，比如中国到底是在何时建立起了类似西欧理想类型的国家，是在“唐宋之变”主要精英均被国家驯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初步完善的历史时刻，还是辛亥革命之后建立名义上的现代主权国家之际，亦或是在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政党再次统一中国、进一步完成国家建设任务之后？这固然是一场莫衷一是的理论之争，而拉克曼的专著也无法给出实证上的相关建议，但他所提供的多种理论资源却可以带领我们有效进入国家这个权力黑箱，引导我们着手研究一些力所能逮的当代和历史问题。目前很多有关中国国家的政治学研究过快地进入了行政和政策层面，结果往往建树有限。退一步回到“中层理论”，探究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精英之间以及精英与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探讨主要政治行动主体如何在制度建构和政策形成的过程中互动，是十分必要的。
然而，在当下中国政治秩序尚在演进，新旧政治资源交叠的时期，研究者又如何来确定不同的精英，进而描述出精英关系的结构呢？一方面，中国和许多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类似，不同的党内派系往往控制了不同的国家部门和纵向的资源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精英，也可以用精英斗争的理论加以分析。这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前三十年历史和当下的政治变迁是同样适用的。在美国学界，萨列尼、伊尔、史莱佛和崔斯曼等学者已经考察了东欧和俄罗斯转型前后精英格局的变化，以及精英与其他社会阶级在转型过程中的互动[33]。而邹谠（Tang Tsou）、黎安友（Andrew Nathan）、李成（Cheng Li）、傅士卓（Joseph Fewsmith）、史宗翰（Victor Shih）和诺顿（Barry Naughton）等对于中国党内精英的研究也相当丰富，虽然其中很多作品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若能把这些实证研究和拉克曼更为系统的精英和国家理论相互参照，也许能开辟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鲜思路。
另一方面，中国近三十年的市场改革培育了基于私人经济部门的新精英。尽管国家用种种政治和经济的方式羁縻这些新精英，企图使之进入国家的权力体系[34]，但两者今后将如何互动，会有哪些非意料后果，似乎正未易言。此外，国有经济部门在经历了上世纪末的“抓大放小”政策和国资委掌权时期的兼并和调整之后，实际控制力出人意料地大大增强了。这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很有可能或已经成为一类新的精英，与其他国家内部的精英分庭抗礼[35]。这些精英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无疑是探索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变量之一。
总而言之，拉克曼的《国家与权力》首先是针对现代国家研究不同领域的一个相对完备的综述。他批判性地综合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很适合作为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和国家理论的中高级教科书。同时，拉克曼独特的精英斗争理论也是切入国家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他在每一章后半部分对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出色的实证范例，有助于我们观察和解读当下中国和其他国家政治过程如何展开，政治制度如何变迁，政策如何演进。
【作者简介】
郦菁，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注释】
[1]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ed. P.B. Evans, D. Rueschemeyer, and T. Skocp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R. Lachmann, States and Power (Cambridge, UK: polity, 2010).pp26-36.
[3] 参见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vol. 1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1984). pp.104-107.
[4]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Marxist Theories and Methods (Martin Robertson Oxford, 1982).
[5]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isty Press, 1985).中文译本由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6]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0).; Charles Tilly and L.J. Wood, Social Movements, 1768-2008 (Michigan: Paradigm Pub, 2009); Charles Tilly, Democrac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最早发表于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Vol. 25, 1984, pp.185-213.后收录于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in The State: Critical Concepts, ed. John Hall (London: Routledge, 1994).
[8] R. Lachmann, From Manor to Market: 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 1536-1640 (Wiscons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conomic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1922]1978).p.54.
[10] Tilly (1990) pp. 1-2.
[11] 参见Carnoy（1984）对Skocpol的批评，pp.220.
[12] Stephen Skowronek,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Daniel P. Carpenter, The Forging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 Reputations, Networks,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Executive Agencies, 1862-192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 这是Lachmann（2000）一书中的主要观点。亦参见本书第二章。
[14] 这是拉克曼正在撰写的新书中的核心观点。
[15] Jeffery M. Paige, Coffee and Power :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6] 参见Lachmann（2000）第一章。
[17] Mann（1994）也提到了这一点。
[18] Gaetano Mosca,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 Hill, [1896]1939).; Vilfredo Pareto,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lite: An Application of Theoretical Sociology (Totowa, N.J.: Bedminster Press, [1901]1968).
[19]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另参见Richard Lachmann, "Class Formation without Class Struggle: An Elite Conflict Theory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0): 399-401.对于这三位学者更为细致的评价。
[20] Michael G Burton and John Higley, "Elite Settlements," ibid.(1987).; John Higley and Richard Gunther, Elite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Cambridge,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 例如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Ann Thelen, eds.,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10).
[22] 其中最经典的文献莫过于Douglas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3] 这种对于公民权的理解，参见T.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by T. H. Mars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24] 参见本书（Lachmann 2010）第二章。
[25] 这是社会学家默顿提出的概念，意指介于宏观理论（grand theory）和地方性历史研究（local history）之间的研究。
[26] 参见本书26-30页。
[27] Vivien A Schmidt, "Discursive Institutionalism: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Ideas and Discourse," Annu. Rev. Polit. Sci. 11(2008).; "Putting the Political Back into Political Economy by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yet Again," World Politics 61, no. 3 (2009): 516-46.
[28] Colin Hay, "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ed. R. A. W. Rhodes, S. Binder, and B. Rock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 Peter Hall, 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30] Philip S Gorski, The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Calvinism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31] Vivien Ann Schmidt, The Future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2] Frank Dobbin,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NY, US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3] Gil Eyal, Iván Szelényi, and Eleanor 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e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8).; Gil Eyal, The Origins of Postcommunist Elites : From Prague Spring to the Breakup of Czechoslovakia, Contradic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Without a Map :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0).
[34]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Modern China Series (Cambridge, UK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5]Erica S Downs, "Business Interest Groups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Oil Companies," in China’s Changing Political Landscap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ed. Cheng Li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8).; Kjeld Erik Brødsgaard, "Politics and Business Group Formation in China: The Party in Control?,"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no. 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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