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代价”与社会冲突

　　作为一名观察家，本人一些关于社会与法律发展的超前性推论，往往被后发的实际社会过程证实。如：2004年2月作者指出――“社会动乱，并不一定是法律权利感受的普遍自觉产生的反应，特别是缺乏权利启蒙教育人民参与的社会动乱；它往往直接就是社会利益的诉求。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在一个社会的规范秩序的框架内，保障普遍社会利益的能力。在现实社会，保障普遍社会利益的能力，是指社会代价体系内，社会的交易平衡能否可预期被保障。这就是说，在一个社会的代价体系内，包括法律规制的代价体系内，违背公平交易的支配因素是否能够矫正，社会的利益是否具有制度下的可还原性，即原发性的交易失衡，能否有效率地被充分的交易所平衡，从而实现社会代价的均衡再造。……社会代价体系的崩溃，即社会动乱的自为运动，从而以独立运动的形式，替代了社会规范性价格的和平演变，以突发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的生存历史中。” [1]

　　――2004年的秋天，本国最大规模群体性冲突事件，即“汉事件”的发展，证明了社会冲突的确不是以“权利运动”的形式展开，确是一种“利益的诉求活动”。

　　上述论断和该文闪耀的缕缕灵光，展现自然生灵的灵动品性，是对建设社会和平的善意提醒，而非具备其他动机的“有机性的写作”。但是，如仅仅是“炫耀上帝赐与的智慧”，吾宁愿将种种预见不示众人――好的见识在不好的社会，意见展示行为并不是一件对己有利的行为模式，而装扮蠢猪常常有利可图。但是，问题是社会冲突的发展和处理，脱离理论启示，将不断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损害社会和睦。为避免2005年社会冲突引发人道主义灾难，笔者不得不对社会冲突处理问题，再行议论，为社会升起红色预警信号。

　　政治手法解决社会冲突，已证明“技术上存在问题”――正如作者毫不隐讳指出的，本国县乡以上政治系统的政治伦理，还没有普遍达到妥善解决社会冲突的水准。在以武治国的传统思维下，在低劣社会公共组织技术制造的官僚体系操作之下，社会治理机构对社会合意的高度忽视，导致社会冲突延续，局面日渐恶化。他们使用的治理工具――“政策”，是随意性的，非合意性的，利己的，机会主义的，秘密制作的，强力保障的。其中对“规范代价”的忽视，是惊人的，不堪入目的。解决社会冲突的“政策”，总体上不是从法律的视角，尤其是以市场化社会保护私权法律的视角，剖析权利义务关系，规范地处理社会冲突中的侵权和债权问题。比如移民搬迁，其中赔偿问题，缺乏法律处理方案。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变更、房屋拆迁的赔偿，陷入了行政性处理的泥沼，而规范性的法律赔偿方案无人制作。这些做法，明显导致社会代价体系，尤其是法律代价体系中“代价败坏”，损害代价体系的自平衡能力，从而危害社会交换系统的安全性。

　　市场化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公共决策选择上，依赖具有预见性和约束性的“法律规范代价”，它在社会纠纷处理上，比政治社会的“政策”，具有更高的效率，能够建立出社会承认的“法律公正”。21世纪的当下，一个亚洲民主化的时代，不建立“法律公正”，已经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经济交换的民主化，作为社会整体转型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法律规范的生效实现的。合意主义的法律性协商过程，是对社会转型时代政治性纠纷处理方式的合理替代。任何经济利益的主张，通过法律规范代价的确认，得以制度性的实现。千余年前人类就在探索公平赔偿的法律制度，到现在已经通过私权保护的法理和制度，确认了民事赔偿的“规范代价”――就是在私权制度不发达的本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制定，也基本上搭建了确定“规范代价”的框架。如果我们对宪法制度有更深的了解，也可能突破违宪性法则对“规范代价”的曲解，从而认同中国人应当具有世界大同的私权保障。从规范的角度看，主张“规范代价”，而拒绝行政补偿，法律上是正当的，也是对我国基本法律的尊重。

　　但是，“政策”这个秘密社会的怪物，这个干扰“规范代价”的违宪主义产物，畸变法律代价，不断降低公共治理机构处理社会冲突的能力，为社会和睦制造麻烦――令人遗憾的是，人们总是在“政治正确”的名目下，完成这件有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工作”。仅仅懂一点“服从政治”的低级政客，对于“规范代价”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将激化社会的矛盾，从而极可能再次在2005年的“利益诉求”热点地带，点燃社会冲突的火种！

　　鲜江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