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的“权利弱势”——审思“停课权”

　　2005年8月，“吉林艺术学院发言人”发表《关于吉林艺术学院卢雪松停课情况的公开说明》，据说是对该校教师卢雪松老师停课情况的说明。但是，许多人质疑该说明是否是“吉林艺术学院”真实意思的表达。一些人文知识分子，甚至贬斥这种“暗中作文”的方式。作为一名法律人，本人认为“吉林艺术学院”对《说明》的默认，法理上构成发言人对该校的“表见代理”。若 该校不否认“发言人”的代理资格，《说明》则可视为该校“真实意思的表达”。

　　如果表见代理之说可以成立，则笔者认为大学教师相对于大学管理者，仍然处于非常令人惊叹的“权利弱势”[1].这种权利弱势状况，表现为教师停课这种权力支配行为，缺乏有效救济途径，“停课权”成为随意行使的“公权力”。（中国大陆大学管理具有教育行政管理特征，“停课权”是一种“公权力”。）

　　“停课权”的行使，是否应当依据法律和教师聘用合同约定，采取公开程序，秉从民主议决机制？考虑到企业、事业机构中止工人劳动权，法律上工会和职工代表有权异议，那么作为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停课处理”，是否应当透过听取教师工会或具公信力的机构，通过合法渠道，正常、合法、公开议决？笔者认为，本着法治精神，大学应当在宪政与法治的精神指引下，建立“停课权”行使的规则体系和执行程序。既然中国农村都可以直接选举村民代表，举行村民代表大会，那么大学直接选举教师代表，依《工会法》维护教师利益，有何不可？从技术上讲，这是一件实现大学民主、无碍大学外部社会的可行之事。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约定，缔约国承认工作权，并承认人人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工会法》也设计了工会成员权利的救济途径。但是，这些规定是束之高阁，还是具体实施，考验社会法律文明程度。虽然法律总是被视为“文明人生活的奢侈品”，但是不使用这些“奢侈品”，它遗憾地意味着社会权力支配关系的野性。

　　大学教师权利弱势不可达成救济和平衡，会产生社会公正问题。建立公正，当然首先是程序公正，再是实质公正。一般来说，社会公正在一个整体社会的建构，即“和谐社会”之建立，是一件庞大、复杂的机制与范式转换的工程。实现社会公正体制，需要控制约束的点面，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天文性数字，如果上帝没有将这件麻烦事交给我们办理，我们也将服从上帝的安排，由上帝安排的人来办理。但是，在大学这个局部社会，探索公正的机制，这和大学研究真理一样，是大学的天职。如果大学连这样一件建设局部公正这件小事都办理不好，甚至通过表见代理人将大学权利弱势盛行的消息，流布社会，这很不利于“高度文明社会”的建设，它将毒化社会空气，并在网络共和国形成骚乱，有碍和谐社会发育。大学应当是建构社会文明的表率性组织，它肩负传播文明，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它为知识经济的发展、精神世界和美化，发挥着文盲看不见的作用。而大学风气的败坏，法治精神的空疏，将在社会风气败坏方面，发挥示范效应。大学风气败坏，将直接损害青年健康，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邓小平曾说，开放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出了问题，这是一个“洞见”。

　　据新葛兰西主义的文化政治概念，知识分子与学者之间具有区别。“如果一个人深知自己学科的学术规则，并证明在该学科的知识、分析和写作方面颇有成就，那么他似乎就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但是，除非一个人对知识和文化有更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对社会生活作出批判的反应，否则他就不能被视为是合格的知识分子。”地球人都知道，中国大学以外社会，很难容纳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而热衷于容纳“服从分子”，如果大学只容纳“学者”而不容纳“知识分子”，那么知识分子何处实现“工作权”？在一个渴求稳定的社会，还是将知识分子群体放在大学，可减少社会冲突。虽然知识分子在文明型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引航员的作用，但是笔者罕闻知识分子直接通过课堂改变政体的故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任何世道变迁，总是人民一觉睡醒，集体作拐。为了防止政体流变，现代政府普遍以人权的法律建构，安慰可能躁动的人民。这是一个21世纪中国法律人，依据平实理性，发现和确认的一个“法律真理”。

　　作为这个真理的延伸效用，笔者认为应当切实解决大学教师的权利弱势问题。而改变教师权利弱势，就需要约束和规范“停课权”。

　　鲜江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