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人，一个黑人，一个美国人

我是一个人，一个黑人，一个美国人
[美] 克拉伦斯托马斯著
宋飞 译

（本文译自《法律界名人英语经典演说辞》 项阳编著（5元丛书第五辑 主编 马德高 张晓博 范希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此次翻译未经原作者及编著者的同意，故仅供学术研究使用。）

    三十年前，从金博士（译者注：即马丁路德金）之死首次披露时起，我们都一意地关注着这座城市，然后又重新投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去。对于我们这么多试图按照我们所想的去融入社会进程来说，绝望和孤独甘即刻就排山倒海地涌上心头。仿佛整个世界已经疯了！
我肯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残存着他/她关于1968年那可怕日子的记忆。对我来说，它是我竭力将我的职业定位为一个天主教牧师的最后希望。突然间，灾难性的事件把我从我祖父母、我的青春和我的信仰的精神支柱上撕扯下来，然后将我义无反顾地投射进看上去是理查德赖特早些年描绘的深渊之中。
这一事件使我对我的宗教和我的国家的信仰受到强烈震撼。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一家几乎全是百人的学校度过我的学生生涯的。我学习了拉丁文、物理和化学。我领会到了“大集会”首次且惟一的一次带来的孤独无助感。但（金博士之死）这一事件，尤其是一个不知道我就站在他后面的神学院学生中的伙伴（译者注：白人学生），扬言巴不得这狗娘养（译者注：代指金博士）的死掉，更使我无法承受这一心理创伤。这（金博士）是一个被行刺的子弹击中要害造成致命的圣徒，一个早就准备祈求（上帝）降祸于他的教士。
我在乔治亚州炎热夏天的农场上就经常梦想到那种的生活，随着金博士的逝去，已经一去不复返（希望破灭）了。或许当时我觉得和爷爷一起在油罐车上度过的日子似乎是永无止境。和（在座的）你们中大多数人一样，我依旧记得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身处的确切位置。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那是一个我们民族历史的低潮时刻，一个希望和无望之间的分水岭。
但30年在我们的人生中太快地蒸发掉了，而且没有（能够证明）时光（曾经）残存的充分证据。（大家）会希望有针对我们随着那些年蒸发而长期存在的无数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那些讨论过和期待过的许多人到现在什么也没做成。现在看似存在将种族隔离视为一种永恒状态的普遍认同。过去我们一度为找到不同种族公民与我们的相同点而欢呼，但现在我们很多人为发现我们与其他种族的不同之处而雀跃，很少看到我们与其他种族的共同点---如果确实有共同点的话。事实上，部分甚至全部人都根据种族对我们进行界定并对我们的思想和观点进行归类，他们的根据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的肤色。
举个例子来说，我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看待这一点。我看到对我们权利的否认无异于对我们人性的否认。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福音。我们的观点并非基于那些被奉为信仰的启示性格言律令。作为有思想有理性的个体，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声称绝对可靠，即使其来源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后见之明和马后炮之中。
这使得更为重要是，我们不可靠的想法（这些想法像所有想法一样被检验过）都是在理性范围内的，而不是像一些教义或种族异端邪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没有谁是被上帝任命的或者任命了上帝。如果有这么一个人，那么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他或她没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我现在没有为这个观点而道歉，并且将来也不打算如此做。 我已经在法院呆了七个任期。很大程度上来说，它很像在生活中的其他努力。它充满挑战，需要很多独特的人去掌控工作制度。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必须说，它与我预想的很不一样，如果我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与华盛顿和大部分地区的那些令人遗憾的惯例或者习俗不同，法院是一个文明的典范，它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虽然在我任期的最初几年中，法庭上出现过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我也听到在我的同事间的第一次不友善的交流。而且相当坦白地说，我认为这样的文明礼仪，是指导我们司法行事和处理国家事务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因此，我认为，参与不文明的行为将是对我们各自的誓言及对我们肩负的国家职责的毁损，也是对我们中任何一个参与此种行为的人的人格贬低。既然穿上了这身法袍，我们就有终身的义务使自己表现的始终如同首次穿上法袍那样名副其实。
即使在法院里，有趣的奇事之一是事实上的隔离。法院的成员在非开庭和非会议期间看到彼此是非常不易的。除了那两种正式场合，我们经常见面的地方也就是在开会和开庭的日子里的午餐上。并且，在有关调卷令的申请 或者 案件的法律依据 的表决前，和其他成员间的讨论也是非常稀少的。即使在会议期间，也很少有长时间的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案件的辩论都以书面形式进行。一些人认为，法庭上有派系和阴谋团，这种奇怪的想法打击了我。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安排。
除了相反的建议外，法庭上也没有任何智力上或者思想上的诱骗者。至于我的下属，或者准确的说，被法院其他成员所领导的人，有那样的想法是愚蠢的，但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并且，当我不能遵循黑人的法律的、思想的、知识（如果没有反智分子的话）的习惯时，还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呢？很明显，一定是有人把这些奇怪的想法灌输到的思想和想法中去的，因为超出此习惯的想法也基本是我不能够想到的。
虽然被低估有其自身优势，但劣等种族的臭气依然搞乱了我的嗅觉神神经。
正如拉尔夫艾理森在大约35年以前写道的那样：“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当批评家们面对的美国人是黑人时，他们会突然间放弃先进的评论武器，并且带着一种充满自信的优越感回复到非常原始的分析模式中去？”那些白人所完成的事项一般会遭受精密模式的分析。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是由黑人完成时，不透明的种族分析棱镜排除了这种复杂的分析方法，而且所看到的只有黑色或白色。那些不想冒险进入更加复杂的分析领域的人，非常满足于参与在原始唠叨的小团队中。变化的东西越多，残留的相同的东西也就越多。
当然，总有这样或者那样一群人对法院提出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针对于法院对各种被广泛公开的案件的判决而提出的。一些批评显得很无知和毫无意义。大多情况下，这些失礼的事后批评都不受事实真相、推理逻辑和理性分析的约束。而另一方面，那些具有建设性和学术意义的意见往往有助于对判决的思考和反思。我认为建设性的意见是有其存在环境的，尤其在风险如此之高和案件激起公众热情和情绪的时候，而且，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言论自由和思想的力量如此珍贵。在法庭上的我们不可能要求免受这样的批评，再说，我们并不是绝对无误的，我们只是拥有最终裁决权。
正如我所注意到的，我发现一个经过深入思考和分析的建议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不认为任何一个法官，能够在他（或她）的推理和观点不用在严酷的辩论中经过反复审查的情况下就处理一大批案件和问题的。然而，因为我们的公开讨论仅限于那些可能出现在法庭上的事情，大多情况下，这样的讨论也发生在单位内部，因此我们需要对外部学术成就设立一项奖励。
　　不幸的是，不时，对于法庭的批评超出了文明讨论和交谈的界限。 如今当一个不同意某种意见或者政策的声音出现,似乎它就相当可能去攻击法庭和其它机构. 我仍能记得曾经在\"控告厄尔.沃伦\"案中，我曾徜徉于南乔治亚州的海岸公路的\''50s和\''60s的路标之间。”.
显然,对法庭或者对法庭成员激烈的反应非同寻常. 当然，布莱克蒙大法官（译者注：时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被反复攻击，因为我不同意他的很多观点，正如我对他代表法庭在罗伊诉维德案中的表态就颇有微词。尽管我和布莱克蒙大法官有共同的观点，但我不能想象我还他一直处于争吵之中。
我发现在华盛顿的近20年里，将差异私人化的趋势已经演化为一种处理事务的可接受的方式。人们不需要做剖析一个争辩的努力工作.需要的仅仅是攻击，以及因此提出败坏某人声誉的论据虽然这个进行了辩论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辩论被把归纳成单方面正式宣布和能说会道的但是可以引用的陈词滥调. 从我个人来说，我已经从患严重胆囊炎和遭受有毒袭击者中被挑选出来. 这些像我一样敢于提出的批评,和我承认它是罕见的，我注意这种诬陷是毫无用处的不实之词,尽管每一个意见确实在一个又一个场合提出了批评。原则性问题似乎更甚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预先违法。
由于我是黑人，我无权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思考。尽管在非黑人群体主持的会议上，（白人法官们）自身的观点和意见并不必然必然违法,，但是如果主持会议的主席恰好是那个黑人,并且清楚地叙述非黑人群体的权益，那么这就是违法的。因此,即使每一个法庭的非黑人的成员都赞同某种观点或者意见,批评的集合必然留给我了。你瞧，他们从这种批评中得到免除，准确的说是因为他们不是黑人。如同早些时候指出的那样,他们更多时间是不受白人至上主义的老牌分析师所指责的。
我将不把我的意见编入已经存在争议的目录，因为这是一个公共记录的事务。但是我必须在通过中指出我不禁但是还是希望某些我的评论家能够读到. 关于宣传游行的宣传被随便显示的意见，是我在胡德森诉麦克密里安一案中持有的异议. 通过评论家的长臂获得的结论是我支持在那种情况下殴打囚徒。
那么，某人必须既是文盲也是恶棍，以这种方式获得结论。 尽管某人可能不同意我的异议，而且当然法庭的多数不同意，没有诚实阅读能达到这样一个结论。
的确，我们通过这个案子来断定很狭隘的议题，即根据第八修正案中的“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条款，这个犯人的权利是否被侵犯，结果是单个监狱看守的暴力事件并不导致意义非凡的人体伤害。在我持有的异议第一段中,我陈述如下：“就我看来，仅仅无关紧要的对一个犯人使用的暴力可以是不道德的；它还可以是侵权行为；或者是犯罪行为；它甚至还可以在联邦宪法的其它条款中得到治疗。但是它并不是‘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
显然,殴打犯人是不可取的.但是我们不能拿这个来回答在宪法的其它法令或者条款下治疗法的这个更大道德问题或者一个更大法律上的问题. 一个人怎么从狭隘的问题出发，在法庭前推测这些更大的结论，这是超出我的能力的，除非，当然，有一个种族隔离的特殊分析方式。
对这一观点提出的批评，拿不出反论据，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它还诋毁和攻击我，因为我已经偏离了规定的路径。在兰德尔.肯尼迪兴趣盎然而充满深思熟虑的论文“我的种族问题和我们自己”中，这位自称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哈佛法律教授正确地指出，“如果种族忠诚被认为是本质上和道义上的善良，那么收养黑人的地位被视为对种族的不忠诚，这将被视为对种族主义支持者产生的原罪，这个罪在历史上一直被指控，已经凌驾于严厉的惩罚叛徒之上。“正如理查德赖特所指，也许这是一个共同防御联盟。如果是这样，据我所了解，这是一个反应，但坚决拒绝跟进。
在神学院的最后几个星期后不久，金博士的死，使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仇恨和愤怒情绪的消耗品。我不再抱有对我的教会和我的国家抱有幻想。我已经厌倦了维护少数民族（指代黑人群体，译者注）的福祉，我也厌倦于阅人无数。我和很多黑人，以各种方式抗议，并试图改变和弥补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受欢迎度状况。也许是理查德赖特小说的热情影响了我，也许是太专注地听尼娜.西蒙尼的歌曲。或许，就像大托马斯一样，我深陷这种情绪之中下，不能自己，慢慢消耗着，我只看到种族问题。
萨凡纳和巴比.肯尼迪于1968年夏天相继遇刺，作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的恶果，使得我的感觉被重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作为一个愤怒的年轻人，我关闭了60年代这一页，我期待着革命很快到来。我看不到出路。我和许多人一样，感到深深的失范和异化的慢性痛苦。我们成为一个“人”，他的不祥的反射反应似乎都以种族界定。
随着60年代后期的暴动，游行等其他事件的频发：我的这种感情与日俱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解决种族（歧视）问题解决的进程。在大学里，弥漫着兴奋、恐惧和愤怒的气氛。我们创立了黑人学生联盟。我们抗议。我们推行免费早餐计划。我们在1969年冬天会走出校园，以示抗议。
但对我来说讯问开始于1970年春麻省剑桥（译者注：似乎翻译有误，欢迎大家指正！）擅自以“释放政治犯”示范之后。为什么我这样做，而不是用我的理智？也许我是有权愤怒和欣慰的，我现在可以将那些枯燥的压迫者打道回府。但是，为什么我承认我的理智和相当多的战斗像畜生一样？这一点我不能回答，只能说，我是被限制累了。不知怎的，我知道，除非我沉浸在愤怒之中，否则我会遭受比大托马斯和达蒙.克洛斯更悲惨的命运。这是超越于一个人的愤怒的令人心醉的行动，将其穿在自己的肩膀上，由它定义。然而，归根结底，它是破坏性的，我知道这一点。
因此，在1970年春天虚无主义的雾气之中，我祈祷，我将会在的灵魂被吞噬的过程中释放我的愤怒和仇恨。我不想去恨了，我不得不在它完全消耗我之前停止憎恨。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重要的选择。我还相不相信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法律）原则？经过这样的焦虑之后，我认为我做到了。但是，激情与理性之间的战斗将继续，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很激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许多人的批评被我们称之为“半踏步机”的被增选以“人”的群体所围绕，因为他们是压迫我们的制度的一部分。当革命来了，所有的所谓的“黑鬼”需要处理它。有趣的是，请记住，有人给了我一本汤玛士.索维尔教授的名为《教育，神话和悲剧》的书，在该书中，他预测了黑人和教育领域可能发生的许多事情。我没有读这本书，而是将其扔在垃圾桶里，我认为该作者不是一个黑人，因为没有黑人，不管是什么地方，他可能需要采取的立场和意见，据我所知，都不是一个黑人的立场和意见。
对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名为杰恩.帕克的黑人保守党的遭遇，我也感到很难过。这个黑人男子怎么能自称为保守派呢？在命运的安排下，如今他们都是亲爱的朋友，我请他们参观了正在访问我的“青春的愤怒”，虽然在我身上已经没有青年人的朝气。但是迟早善有善报会来临于我们。
1971年夏天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很明显，我认为毁灭的道路是由愤怒，不满和忿怒铺成。但是，我们说到哪里去了？我常常会在我们在纽黑文的小公寓休憩，以富有效率地思考这个问题，并听听马文.盖伊当年的新专辑“这是怎么回事？”。退一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夏天。
什么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怎么回事？”
　　当我回想这些年，我觉得有趣的是许多人作为黑人，似乎与他们的身份之间存在着麻烦。正在逐渐被迫接受我的一些在隔离制度统治之下的黑人校友嘲笑我黑得像个大黑锅一般，然后立即在全是白人学生的神学院里保持身份安全，而且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任何种族身份问题。我知道我是谁，我不需要噱头去肯定我的身份。我也不会补充，我需要有人告诉我，今天我是谁。忘记我的根还是自我憎恨，是一种特别的变态心理状态。如果有什么事情，它表明，有些人手中有太多的时间可供掌握。
　  现在急需确定谁是黑人，我们黑人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或者如何淡化我们黑人之间的差异。当然，我们这些从南方乡村来的黑人与从北方大城市来的黑人是有差别的，例如费城和纽约就是如此。我们都是黑人。但是，这种相似性并不能掩盖我们之间差异的丰富性。事实上，生长在一个黑人圈子里的好处之一就是，我们得到了完美的能力，看到所有黑人个体上的丰满和复杂个性的祝福。我们看到了这些在学校、在家里、在教会、当然也肯定在周六上午理发店存在的分歧。
　　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场上来看，我们一贯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这里有相反事实表明，这种差异并没有在我们的历史上存在。事实上，当我处在思想鸿沟另一边，与我的祖父争吵着说，革命迫在眉睫，而我们作为黑人群体都必须一道坚持革命，他很快就提醒我说，他比我活得长，也度过了比我更困难的时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他领教了各种各样的人类世界。
当拉尔夫.埃利森也许带有修辞色彩地问道，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告诉我们“黑鬼”、黑鬼生活的意义？我同意他的观点。我的确从未费心去学习如何变化它。尤其正确的是，许多高高在上的白人屈就尊位，通过在公开场合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推广一种把黑人描述为神化了的令人作呕的懒惰、哑巴形象的统一观点，而不是矫揉造作的偏执狂形象。
当然，如今，这是习惯的崩溃 - 如果不是覆盖 - 我们的个性特征进入新的、但现在可以接受的定型模式。它不再是一个来自纽约城市还是格鲁吉亚乡下的身份问题。我们来自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或还是勉强识字的家庭的问题，并不要紧。你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是美国南部浸信会教徒的问题，并不要紧。这些差异都被种族观念取消，而且一套经过修订的可接受的刻板印象已经到位。　
早已远去的时候，我们反对（白人认为）我们看上去很像，而且说话也像的观念。不知怎的，我们首先得来发扬新的黑色、刻板的印象，并要求大家都符合这一准则。正是这种我们的种族定义了我们的观念，拉尔夫.埃利森在他的文章《世界与瓶子》中如此雄辩地反驳了（这种观念）。他把黑人的生活看作超负荷的，但也像其他人的生活那样历经弥久地存在一种纪律，传授给个体自身以生存条件、生存战略的见解。这里（讲的）有一点（内容）丰满甚至丰富（过头了）。而且在这里，尽管基于政治的现实性，但是也许仍然在这里（我所讲的），因为它是真实的人类生活的现实。
　　尽管已经对我说的那些谁应该知道得更多的，和这么多的废话的一些废话 —— 或从人类知识的总和减去——其中的一部分 ，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我是一个人，一个黑人，一个美国人。而且我的历史并非和从来自南方深处的许多黑人的历史不一样。而且在许多方面，它与许多其他美国人没有太大的不同。更不用说我所理解的种族团结的舒适和安全，防御或着其他内容。只有那些尚未确定被仇恨和排斥所拒绝的人不明白它的吸引力。正如我所说，我一直在那里。
　　大胆承诺和建议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之间越是呈现逆向关系，所谓的体制、微妙和不那么微妙的偏见和对我的种族的成员的恶意就越是对我们许多激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心灰意冷。是的，我明白为什么这具有吸引力的缘由。但正是通过这种历史性的形式，而不是我已经拒绝的它现在的稀释形式，它显现得非常精确。我的问题是，作为个人我是否真的相信我与白人是平等地位的？对这点，在我1964年还在神学院读大二时，我就有一个响亮的回答“是”，而且这答案一直是肯定的。我的言行也与这个答案相应地保持一致。
　　 任何努力，政策或方案，作为一个观念认同度的先决条件，即黑人低人一等的说法都不是我首创的。我不相信（向白人）卑躬屈膝是力量地位对比的象征。我也不认为（向白人）乞讨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我深信每个个人的观点，而不是（黑人）群体的观点，是更好、更容易接受、更易获得支持的，而且不那么危险。这种观点也与这个国家的基本原则、并通过政府同意所保障的自由是相一致的。我，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译者注：美国林肯总统时期的著名废奴主义者、演说家）那样，相信白人和黑人可以住在一起，融合成为一个共同的民族。
　　 我相信我的看法或者意见是完美的或者万无一失的吗？不，我不相信。但是，在承认我不要求完美或不犯错误的前提下，我也同样不主张相互竞争的或不同的意见。而且他们不应该给予一个犯错误者以身份地位，或者反过来给其他任何人以身份地位。
用不同的、但同样会犯错误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他们是在我们被卷入工作机构协作一致的一个文明的环境下被播出和排序。在这种司法体制的情况下，这给我造成了深深的痛苦——或者比你们任何人可以想像更加深入地伤害——如此之多的我们种族成员所认为的对他们的伤害。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准备工作的漫长时间都是帮助（黑人），不伤害（黑人）。但是伤害的更多，更多的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制造争议，让媒体搞杂耍表演，为大家不关注有建设性意见而哭泣。
我今天来到这里，请不要生气或愤怒，虽然很明显，我的存在本身已经足够激怒了一些听众。我也没有来捍卫自己的观点，而是要从我自己的角度阐明自己的权利，以拒绝了将我的想法分配给我，因为那样好像我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奴隶一样，因为我是黑人。我来强调的是我是个男人，能够站在自己的角度自由地思考，并且做我乐意做的事情。
　   我来断言我是法官，我也不会委托他人发表毋庸置疑的意见。但是，即使更有甚者，我也得这么说：是不是该继续前进？现在是不是到了意识到正与我生气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到了承认种族问题已经拒绝了简单的解决办法，这并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不是一个单一的人可以宣称自己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我们尊重自己和我们要求他人尊重的每一个他人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到了忽视那些不和谐和恶意的传播是其（指代种族主义）唯一的职业？这是都是在自我憎恨。
　　是不是到了继续保持尊严以寻求持续性的最终解决的时候了？我相信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
　　上帝保佑你们中的每一位，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摘自：

作者简介：克拉伦斯·托马斯，生于1948年6月23日，美国备受争议的一位法学家。自1991年以来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继瑟古德马歇尔后第二位黑人法官，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之一。在1991年对托马斯的大法官批准国会听证会上，曾是他助理的安妮塔希尔指托马斯曾对她性骚扰，引起轩然大波，在后来的参议院中以52比48票微小差距通过了托马斯的任命。克拉伦斯·托马斯由此闻名世界。笔者所翻译的这篇为纪念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逝世30周年而作的反映黑人民权运动的法律演讲发表于1998年7月29日（星期三）的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美国律师协会全国大会上。（英语演讲稿原文见
译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此文翻译过程中得到了葵花法律网网友zijingling、页岩、江岸浮萍、JJYY的、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刘文艳的帮助，在此一并感谢他们！

主要参考文献:
真实的克拉伦斯托马斯(The Real Clarence Thomas), 作者：JOHN YOO，翻译：鲁克,原载ECO中文网论坛其他板块华尔街日报评论版2007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