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案例选编

宪法学案例选编

从十四个批复的事例看
——最高人民法院早就开始依据中国宪法
指导着审判实践

一、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批复
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５５〕刑２字第３３６号报告收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法，也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刘少奇委员长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它在我们国家生活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合法的，或者是法定必须执行的，又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是非法的，必须禁止的。”对刑事方面，它并不规定如何论罪科刑的问题，据此，我们同意你院的意见，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引为论罪科刑的依据，此复。
颁布日期：1955年07月30日
实施日期：1955年07月30日
二、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反革命犯在缓刑期满后
处理的批准权限问题的批复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１９５５年４月９日电报请示收悉。关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反革命犯在缓刑期满后处理的批准权限问题，经与公安部联系后，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反革命犯在缓刑期满后处理的批准权限，前政务院１９５３年元月９日政机密齐字第４号批复中已有规定，但是那只是根据当时工作需要所做的临时规定。现随着工作的发展需要，经政务会议通过公布了带法律性质的劳动改造条例，因此过去的一切临时规定与条例抵触者，即已失效。由于死缓改判亦属减刑范围之内，因此，判处死缓的罪犯缓刑期满后处理的批准权限问题即应适用劳改条例第七十条“……减刑或者假释，必须报请主管人民公安机关审核，并且送当地省、市人民法院批准后，宣布执行。”的规定。根据宪法公布后的新情况，公安部曾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３０日下达了“关于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指示”，其中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对犯人加、减刑、改判、假释，都应向有关的人民检察院提出要求审理的意见，经人民检察院审核移交有关的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但在人民检察院尚无力负担此一工作时，可仍按劳改条例规定执行。
（二）关于由部队判决的死缓罪犯缓刑期满后处理的批准权限，劳改条例对此未作特别规定。政务院１９５３年批复中规定由省、市军区批准，这也是临时规定。军纪犯被判处了死缓，即已开除了军籍。这类罪犯缓刑期满后处理的批准权限即应与一般判处死缓的罪犯同。
颁布日期:1955年08月11日
实施日期:1955年08月11日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放前
劳动人民之间宅基地租赁契约是否承认和保护问题的批复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８５〕粤法民字第１４号关于英德县李理河与潘继伙宅基地租赁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据你院报告所述，李理河与潘继伙诉争的宅基地原系李理河之父李司保的产业，其上辈盖于抗战期间被日寇炸毁，仅留残墙。１９４６年１２月，潘继伙的父亲潘李、伯父潘允林和潘允德三兄弟承租了该宅基地，与李司保订立的租赁契约载明：从１９４７年起该宅基地与残墙租给潘家使用，年租谷为二百斤，租期二十年。租赁期间任由承租人加建上盖使用，租期届满铺屋业权归出租人所有。潘家承租后，在该宅基地残墙上建房居住，交过两年租谷，解放后，只按期向政府交纳房地产税，不再向李家交租。１９６７年租赁期满，李理河要求
按约收回宅基地和房屋，并向英德县人民法院起诉。
经研究，我们认为：该案涉及对解放前劳动人民之间的宅基地租赁契约是否承认和保护的问题。根据１９５０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和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出租、买卖土地，所以李理河与潘继伙的宅基地租赁关系在当时是受国家政策法律保护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中共中央１９６２年９月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
不准出租和买卖”。１９８２年宪法第十条又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因此，村镇土地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公布后，社员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故李理河与潘继伙双方的宅基地租赁关系自此即随之解除，其原订租赁契约亦不再受国家政策法律保护，李理河要潘继伙按原契约交回铺屋的请求，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法律的规定，依
法不予支持。但根据该案实际情况，考虑双方的合法权益，我们除同意你院意见，即黎洞圩下水巷口９号房屋所有权和该房宅基地的使用权归潘继伙，潘继伙应补偿李理河的残墙折价款外，另对潘家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公布前所欠的租谷，亦应合理地清偿补付给李理河。
颁布日期：1985年11月21日
实施日期：1985年11月21日

四、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错判案件当事人损失补助经费问题的复函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２月２４日（６２）法刑字第６７号报告收悉。
对平反错案的赔偿费用的支出问题，我院近日请示中央政法小组，中央政法小组同意我院提出的意见，即错判案件平反后，如果当事人及其家属因被错判受到经济损失，引起生活困难，需要给予适当补助的时候，应当根据国务院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６日（５６）国一内罗字第１２９号对前司法部请示的批复中关于“各级人民法院因错判致使当事人和家属生活困难时，可由民政部门予以救济；如果错判致使当事人遭受大的损失的，根据宪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精神，需要赔偿损失时，仍应由司法业务费开支”的规定办理。需要由民政部门解决的，由高级人民法院与省民政厅商洽解决；应当由司法业务费开支的，由于司法业务费列为地方预算，可由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复查案件的实际情况，将需要开支的冤狱补助数额，编造预算，报请省（市、自治区）委、人委核准后，由财政部门拨交高级人民法院掌握使用。经与财政部商谈，他们也同意这一意见，你院可将上述意见报告省委，请其审查解决。
颁布日期:1962年06月29日
实施日期:1962年07月13日

五、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的批复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８４）法民字第１０号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处理意见的请本报告及补充调查材料收悉。根据报告的材料，经研究我们认为，你院第一种意见，即将此房做为吴天爵等与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双方共有较为妥当。希望你院在确认共有和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从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出发，多做各方工作，争取调解解决。

附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
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审理吴天爵等与新宾集体饮食服务店房产纠纷案中，遇到一个政策问题，由于把握不准，特请示如下：
原告吴天爵，男，６６岁，宾阳县百货公司退休工人，住芦圩镇红旗街２１２号；黄万灵，女，６９岁，宾阳县百货合作店退休工人，住新宾镇仁爱街１３８号，与吴天爵系叔嫂关系；被告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争讼房屋座落宾阳县新宾镇仁爱街１３４号铺屋（平房，面积４６．２５平方米、另前骑楼面积１５．１９平方米，总价值２７５１元），现是被告营业使用。
讼争房屋的基地上原有原告父亲吴惠泰（１９５６年去世）的房屋一排三间，门牌为１３４号、１３６号和１３８号，１９３９年１３６号房屋被日本飞机炸毁，１３４号被震塌，剩余断墙高者一米，低者几寸，１３８号房屋完好无损，吴惠泰家（下简称吴家）为居住安全，将炸塌的砖块在１３４号、１３６号东面断墙和１３４号南面断墙上垒起约２米高的垒墙，成为自家的一个院子。１９４７年林世布、肖其祥二人征得吴惠泰同意，在其１３４号基地的前座搭盖一间简易房屋作修补皮鞋铺面使用，建屋材料及资金是林、肖各投资谷子六担，购买木料、木皮、灰沙和雇工一人，并直接参加建房劳动，还使用了吴家的桁条五根和六千多块砖。建屋时就地利用吴家原来垒起来的１３４号南面的垒墙加高成峰山墙，拆掉１３４号东面垒墙，改为木板门面，另垒了西面和北面两幅墙，搭盖成一间面积约３０平方米、山墙高４米、屋檐墙高２．５米，木皮天面结构的房屋。林、肖二人当年搬入使用，由于建屋时林、肖、吴三方对于使用吴家之宅基地、砖块、桁条，没有言明系租用、借用或投资，林、肖二人每年自动地给吴家一或二担谷子。１９４８年下半年肖被国民党征兵走后，该屋由林世布一人使用。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８日林世布立字据将该房的上盖（不含垒墙）折价２０万元卖给黄玉全（字据全文：“本人目前修建新市场仁爱街２７号门牌木皮屋一间，所有修建费经本街农会调解，由黄玉全补出人民币２０万元。上盖即归黄玉全管业，已于１９５１年９月２８日如数交本人收讫，今后该屋一概与本人无关，恐后纠纷，特立此条交黄玉全收执”）。吴惠泰对此无异议。于１９５２年１月７日吴惠泰向人民政府办理领取了该号宅基地的《房基地契证》；因为该号房屋天面不是吴家所盖，吴惠泰所以不能领取该屋的《房产契证》，而黄玉全亦因为只有该屋天面材料所有权，而砖墙却是吴家的，所以同样不能领取该号房屋的《房产契证》。黄玉全买下该屋上盖后，经营车缝业，每年照样给吴家交谷子一担。１９５２年黄玉全经吴惠泰同意，自行投资、投料，对该屋进行修建，添泥砖、更换木料，把原房屋升高、伸长二米，木皮盖改为瓦盖，以后每年交吴家二担谷子。１９５５年黄把房屋出租给新宾供销社，年租四担谷子交给黄，再由黄转交二担给吴家，１９６０年吴家要求该二担谷子由自己直接收取。供销社租用期间对房屋作了些修理，添砖加瓦等。１９６２年黄又将屋转租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年租金２４元，由店方分别交吴家、黄家各一半，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后，店方以土地是国家的为理由，停止了给吴家交租，只交黄家一方的租。
１９７２年黄玉全要卖房屋上盖材料，吴家提出异议，责令黄将其材料拆走，最后黄玉全背着吴家于１９７２年４月４日立字据将该屋面全部材料折价１７５元卖给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立字全文：“《卖屋说明书》现将本人劳动建在新宾红卫街７号门牌的一间屋面全部材料卖给新宾镇饮食服务店，全部屋面材料是指屋瓦、桁条仁皮、门口等，不包括墙根、烧砖、泥墙。经双方同意按折旧作价，议定价格为１７５元，自１９７２年４月４日交款之日起，全部为饮食店所有。关于该屋烧砖原属吴惠泰家的，泥砖是１９５７年供销社租做书店时添补下去的，今后对这些烧砖、泥砖如何处理，均由饮食合作店负责”）。该字据并有新宾镇革委会财务服务组和新宾镇红卫街革委会签章。吴家获悉后，曾向黄玉全提出异议。
１９７９年原告吴天爵、黄万灵向宾阳县芦圩人民法庭起诉称：此屋是其家老人交钱给林世布、肖其祥买木料在其围墙基础上盖成木皮房屋，出租与林、肖二人的，属其家的房产，并要饮食店补交１６年租金。被告方答辩称，此屋曾经合法手续买得，宅基地是国家的，屋属店方财产。诉讼期间，原告黄万灵于１９８１年１月持吴惠泰１９５２年领取的该号宅基地的《屋基地契证》到新宾镇地财处申请换取房屋契证，由于地财处工作失误，给予其换发了《房屋产权证》。吴家领得该房屋契证后，遂于１９８２年１月２９日强行搬入该屋居住，并毁坏店方营业设施，拆毁灶台、洗碗池，把全部营业用具、燃材料搬出大街甚至打烂部分用具，鸣放鞭炮，给围观群众发香烟糖果等。致使店方停止营业７７天。
原审宾阳县人民法院于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１日（８２）民字第６号判决书认定：双方争执的地方，原告人的父亲于解放前虽建有房屋，但后来已被飞机炸塌成了基地，现在此基地上的房屋，不是原告人也不是原告人父亲所建，故该屋产权不是吴家的。判决：一、新宾镇仁爱街１３４号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二、新宾地财处发给吴天爵等人的新宾镇仁爱街１３４号房屋契证无效；三、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该屋７７天，给该店造成损失计７７０元，除对销原属吴家的旧火砖价值６８５元外，吴家还要赔偿８５元。
原告吴天爵等不服第一审判决，持原诉理由上诉。
第二审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８３）南地法民字第２号判决书认定，上诉人说该屋是其父亲１９４７年建造没有事实根据；上诉人以该屋房产证为据，查新宾地财处已于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３日通知此证作废，不能作为证据，吴家给该店造成的损失应负责赔偿，属借用吴家的火砖应按价折款偿还。判决：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审判决第一和第二项（即争议房屋属新宾镇集体饮食服务店所有；新宾地财处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６日发给吴天爵等人仁爱街１３４号房屋契证无效）；二、撤销第三项；三、改判吴天爵等人强行侵占１３４号房屋造成饮食店营业损失７７０元和毁坏灶台等设施损失计款１４０元应由吴天爵等人负责赔偿；吴惠泰以前借以使用的火砖计折款６６１元，由饮食服务店偿还。赔偿款与偿还款相抵销，吴天爵等人应补偿饮食服务店２５８元。
终审判决后，饮食服务店对房屋作了较大的修理，投资千元左右。该店在买得天面产权之后，还扩建了骑楼。
吴天爵等对第二审判决仍然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经调第一、二审案卷审查，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吴天爵等人所诉“该屋是１９４７年其父给钱林、肖建造后出租给他们的”一节，无事实根据，但是对争讼房屋产权的认定，有如下意见：
一、林世布１９５１年言明将该屋上盖（不含垒墙）卖给黄玉全，以及黄玉全１９７２年将天面材料卖给饮食店，手续清楚，言明买卖关系应承认其有效，但卖天面材料不等于卖房屋，房屋是由吴家的宅基地（产权当年系吴家所有）、砖块（其中有一幅墙是吴家原来所垒）和黄玉全的天面材料所构成，按价值吴家比黄家价值高数倍，虽未言明共建，但实际上是房屋构成不可缺少的部分。原建房屋应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产权。调解解决由吴家将产权部分折价归饮食店所有。
二、１９３９年吴家原屋被炸毁后，长期不建筑上盖，当时仅剩下很矮的残墙，已属宅基地，不是房屋，是别人借用地基、出劳力，利用原来的砖块搭盖了简易之木皮屋，原交租也是属于交地租，后林世布转卖黄家，再经黄家出资改建为砖墙，瓦面结构房屋，吴家没有投资，也没有言明为共有，因此，房屋产权不应吴家所有；但当时搭盖木皮房屋及黄家改造时均系用原来被飞机炸毁房屋剩下的砖块，因此，应承认原砖块是属于吴家的。
三、承认宅基地原属于吴家所有，但新宪法已宣布城镇所有土地属国家所有，因此，该宅基地产权已归国家。当前吴家已有房屋居住（即１３６号和１３８号两间房屋以及１３４号后座还有一片宅基地），饮食服务店无铺屋营业，该店又经正式手续买得天面，砖墙是由黄家请工砌成，不能承认吴家所说是其家房屋，只承认吴家是建筑材料（即砖块），所以房屋产权应属饮食服务店，由该店补给吴家的砖钱。
我院本着第一点意见精神于今年５月２８日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并于６月到当地试行调解，饮食店可以接受房屋产权属于双方共同所有，各占一半的意见。并要求以１５００元价格买下吴家产权部分。而且对原属吴家所有的砖块予以折价补偿。可是吴家仍然坚持房屋产权完全属其所有，店方可将其天面材料拆走，拒绝调解。
鉴于本案情况复杂，政策性强，特此请示。
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４日
颁布日期：1985年03月15日
实施日期：1985年03月15日

六、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过去由地方法院审理而以军事法庭、军管会、军法处等名义判决的土匪、特务、反革命案件，现在有的罪犯表示不服
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本年９月２５日〔５７〕法办曹字第４７９号报告收悉。关于在人民法院组织法公布前由地方普通法院审理而以军事法庭、军管会、军法处等名义判决的土匪、特务、反革命案件，现在有的罪犯对判决表示不服，应如何处理问题，同意你院所提可作为申诉审查处理的意见。至于个别确有错误的判决，应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的时候，应否先用军事法院名义予以撤销，再由地方普通法院进行再审，我们认为，这类罪犯原来一般都非军人，而且几年来部队中的审判机构变动很大，现在要确定当时的审级也有困难，由部队审判机关审查劳改犯人的案件，撤销原判，也不方便，且无必要。因此，这类案件可由地方普通法院按照我院“各级人民法院刑事案件审判程序总结”内的再审程序处理，不必先由军事法院撤销原判。

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曾由地方法院审理而以军事
法庭、军管会、军法处等名义判决的案件有的罪犯提出申
诉应如何处理问题的请示 （５７）法办曹字第４７９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镇反、剿匪期间地方法院审理而以军事法庭、军管会和军法处名义判决的土匪、特务、反革命案件，现在有关当事人提出申诉时由什么机关处理问题。我院曾于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９日以（５７）法办曹字第３３５号报告向你院请示。近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事法院７月３０日法审函字第３６号函并抄发你院对他们的批复一件，批复中指示：要根据你院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关于允许反革命上诉的补充说明办理。即“根据宪法关于国家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的原则，如果被告要求上诉的，也可以准许他上诉于上级法院”。你院研究室于８月２１日长途电话中指示要我们按照这个批复执行。我院在执行中有两个问题还不够明确，特再提出请示：
一、这些案件大部分是１９５１年前后判决的，按照当时的规定，对于反革命案件不准上诉，判决早已发生法律效力，现在已不发生上诉的问题，因此现在犯人提出申诉的，在处理上似只能作为申诉问题进行审查处理，不宜再按上诉程序办理。
二、这类申诉问题移交地方人民法院处理后，如果发现有个别案件确实错判，必须撤销原判，如果以地方人民法院名义撤销原判，在审级制度上似有不合。因此我们意见，是否可以军事法院名义撤销原判，移送地方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以上问题请早日复示，以便遵循。
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５日

颁布日期:1957年11月27日
实施日期:1957年11月27日

八、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家属是否有权上诉问题的批复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豫发办字（１９７７）第３号请示已收阅。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家属是否有权上诉的问题，经我们研究后认为，仍应按照前司法部１９５７年７月８日司法字第１１６１号复函办理。至于检察机关现已不存在，公诉案件被害人家属对判决不服，向哪个机关提出意见的问题，我们认为，根据宪法关于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的规定，公诉案件被害人家属可在上诉期限内向提起公诉的公安机关提供不服的理由和意见，由该公安机关考虑是否有必要对判决提出意见。
此复
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家属是否有权上诉问题的请示
１９７７年３月１０日 豫发办字〔１９７７〕第３号

最高人民法院：
目前，我省在刑事审判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即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家属提出对刑事判决不服要求上诉，是否可作为上诉案件受理的问题。查这一问题，前司法部于１９５７年７月８日给广东省司法厅的司法字第１１６１号复函中有过规定，被害人的家属没有上诉权，“只能向该管人民检察院提供不服判决的理由和意见，由检察院考虑有无必要对判决提出抗议。”现在，检察院已不存在，怎么办？我们意见，被害人家属要求上诉者，上级法院应予受理。妥否，请批示。

颁布日期:1977年04月05日
实施日期:1977年04月05日

九、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１９８７〕第６０号请示报告收悉。据报告称，你市塘沽区张学珍、徐广秋开办的新村青年服务站，于１９８５年６月招雇张国胜（男，２１岁）为临时工，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任”的内容。次年１１月１７日，该站在天津碱厂拆除旧厂房时，因房梁断落，造成张国胜左踝关节挫伤，引起局部组织感染坏死，导致因脓毒性败血症而死亡。张国胜生前为治伤用去医疗费１４１５１．１５元。为此，张国胜的父母张连起、焦容兰向雇主张学珍等索赔。张等则以“工伤概不负责任”为由拒绝承担民事责任。张连起、焦容兰遂向法院起诉。
经研究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文规定，这是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任意侵犯。张学珍、徐广秋身为雇主，对雇员理应依法给予劳动保护，但他们却在招工登记表中注明“工伤概不负责任”。这是违反宪法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的，也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公德，对这种行为应认定无效。
此复。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４日

颁布日期：1988年10月14日
实施日期：1988年10月14日


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苏法民〔１９８６〕１１号请示收悉。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务院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各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因此，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均可引用。各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人民法院在依法审理当事人双方属于本行政区域内的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制作法律文书时，也可引用。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凡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可在办案时参照执行，但不要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贯彻执行各种法律的意见以及批复等，应当贯彻执行，但也不宜直接引用。

颁布日期：1986年10月28日
实施日期：1986年10月28日

十一、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电话答复
（１９８６）民他字第６３号

上海市高级法院：
你院（８６）沪高民他字第４号函请示的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问题，经研究认为：
１．我国现行法律对和尚个人遗产的继承问题并无例外的规定，因而，对作为公民的和尚，在其死后，其有继承权的亲属继承其遗产的权利尚不能否定；
２．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同意对和尚钱定安个人遗款的继承纠纷，由受理本案的法院在原、被告双方之间作调解处理。
请你院按照我院审判委员会的上述意见办理。对你院的请示报告不再作文字批复。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钱定安遗产的请示报告
（８６）沪高民他字第４号

最高人民法院：
钱伯春的叔父钱定安在解放前是上海清凉寺和尚，解放初还俗，以设摊卖香烟为生，与一妇女同居，未生育，其妻于１９７３年死亡。１９８１年钱定安到上海玉佛寺当和尚，因脑溢血于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６日死亡，丧葬由玉佛寺料理。不久其兄（即钱伯春之父）也死亡。其弟表示放弃继承。钱伯春凭本市黄浦区公证处出具的继承权公证文书，从银行提取了钱定安的遗产１５００元存款。之后，钱伯春又去玉佛寺要求继承已被该寺收取的钱定安的其它遗产计存款２７００元和国库券１００元等，该寺不允。
上海市宗教事务管理局和佛教协会认为，宗教有特殊性，按照佛教的传统，和尚的生养死葬均由寺庙负责，他们的遗产归寺庙所有，故应尊重佛教传统，和尚的遗产继承人不得继承。
我院民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应遵照国家宗教政策，和尚的生养死葬均由寺庙负责，与家庭已无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和尚的遗产应归寺庙所有。另一种意见：继承法对此没有特别规定，和尚的继承人依法应有继承权。
我院审委会意见：我国宪法、民法通则和继承法都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继承法对和尚遗产的继承无例外规定，因此和尚的继承人依法可以继承。因涉及宗教政策，为慎重处理，特报告你院，请批示。
１９８６年９月４日
颁布日期：1987年10月16日
实施日期：1987年10月16日

十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关于董文忠与郑明德宅基地纠纷案的电话答复
（８８）民他字第４８号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你院闽法民他字（１９８７）第１号关于董文忠诉郑明德宅基地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因该案涉及城市土地国有化问题，我们征求了建设部和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意见，经研究认为：
关于该案的城市土地所有权证的效力是否维持到１９８２年宪法公布实施时止的问题。鉴于我国各地情况不同，城市土地国有化也不是同步进行的，对这类案件各地处理的依据也不同，所以对１９８２年宪法公布前，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作出相应规定的，并依照规定已经作了处理的就不再溯及，同意其效力不能再延长到宪法公布后你院一般不予变动的意见。但１９８２年宪法公布实施后，则应按照该宪法规定办理。至于对该案如何处理，仍请你院根据你们本省的实际情况，予以妥善处理为宜。

附：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报告
闽法民他字〔１９８７〕第０１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在批复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董文忠与郑明德宅基地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时，因对城市居民持有的解放后人民政府颁发的城市土地所有权证的效力是否可维持到１９８２年宪法公布实施止这一政策界线把握不准，故将该案案情及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报告如下：
一、案情事实及第一、二审法院处理意见：
１．当事人：
董文忠（第一审原告、第二审上诉人），男，小板车工人，住漳州市北京路９０号。
郑明德（第一审被告、第二审被上诉人），男，三轮车工人，住漳州市北京路７７号。
２．案情：
董文忠之母董朱琴与董三耳、董少芬、董竞福四人，解放前共有位于漳州市芗城区北京路７７号（旧门牌９５号）内宅基地一片（面积四分另一毫）。１９５４年又由漳州市人民政府发给了土地所有权证。该地于１９４７年由董竞福之兄董福祥（董文忠之堂兄）出租给郑明德之岳祖父张雨田，当时租约议明“租赁期限五年，每月租金柒千元（伪币）；租期届满，如出租人要收回自用，该地上建筑应由租户拆回交还旷地；如欲出租应依照时物价重定租金续租。”同年，张雨田就在该宅基地上盖起一厅一房一厨房，后面空地上建一厕所，前面留一小空地停放三轮车。解放后，每月租金调整为人民币１元。租期届满后，双方虽未重订租约，但仍按原租约，由郑明德继续向董文忠交纳租金至１９６７年，后因“文革”开始而未交。此外，解放后至１９６６年，该房地产税系由郑明德以董三耳名字交纳而后抵扣租金，１９６７年至今再无交纳房地产税款。
３．第一、二审法院审理情况：
１９８１年董文忠受其他几房（共有人）委托向漳州市（现芗城区）法院起诉：要求讨回宅基地自用，郑明德则要求买下该宅基地。漳州市（现芗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从张雨田至郑明德前后租用宅基地达３４年之久，为维护租户住房稳定性，判决驳回董文忠之诉讼请求，租赁关系继续有效，所欠租金３个月内交清。董文忠不服，上诉龙溪地区（现漳州市）中级法院，１９８１年９月龙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审判决后，董文忠仍不断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关系，收回宅基地自用。漳州中院为此对该案进行复查，认为“根据一系列政策精神，本院在１９８１年审理该案时认为讼争宅基地解放前就出租，解放后有登记在业权范围内，判决继续保持原租赁关系是正确的”。因把握不大，于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５日请示我院。
二、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意见：
（一）１９８１年该案终审判决时，我国法律（宪法）政策、最高法院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９年二次《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意见》及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３年二次关于城市宅基地问题的批复，均无明文规定城市土地已收归国有，且我省亦未对此问题作明文规定，故原第一、二审法院判决维持租赁关系并无不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至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新宪法公布实施之日，因新宪法明文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中院判决与宪法规定有抵触，董文忠与郑明德之间的宅基地租赁关系当然应随之终止。现讼争宅基地所有权已属国家所有，董文忠与郑明德为使用宅基地发生纠纷，可由芗城区法院以宅基地使用权纠纷立案，给予确认使用权，并由使用者向有关部门补办审批手续。
（二）从我省审判实践看，１９６２年农村六十条公布后，对城市土地的处理，我省各地多参照“六十条”对农村宅基地的处理意见审理案件。如按上述第（一）条意见，则对全省影响面较大。对此，我们意见对在１９８２年宪法公布实施前已参照农村六十条精神审理的城市宅基地纠纷案件，一般不予变动。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复。
１９８８年８月９日

颁布日期：1988年11月30日
实施日期：1988年11月30日




十三、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关于你室提出的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的问题，经研究，同意你室的意见。

附一：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的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日）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向我院请示：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的主体。对此，我们认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村民小组长不属于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罪的主体。现征求你室意见，请复。

附二：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主体的请示报告 甘检研〔１９９０〕第１４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
我院接到武威分院《关于乡镇村民小组长能否成为报复陷害罪犯罪主体》的请示报告后，对群众性自治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能否视为刑法第八十三条所称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意见不一：
一种意见认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根据法律规定，经选举或任命或受委托，并被聘用在国家机关、军队、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小组系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组长不能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成为报复陷害罪的犯罪主体。
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精神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案件立案标准规定〉中一些问题的说明》，村民小组长，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选举产生，并在村民小组范围内履行公务，应视为刑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故报复陷害罪的犯罪主体成立。
两种意见何种正确，请示高检院予以批复。
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３日

颁布日期:1990年10月12日
实施日期:1990年10月12日





十四、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2001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自2001年8月13日起施行。)
法释[2001]2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