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三角关系的变化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出处】《俄罗斯法学研究论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8月版
【摘要】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后期，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嬗变为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当前，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 三方势力并不均衡，甚至可以说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其背后的支配性因素， 则涉及政治利益、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等诸项。在这种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中国应该审时度势地选择自己在外交方面的应对策略，并通过发挥和扩大其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乃至世界舞台中的影响力，通过自身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互动和共同发展，以谋求和谐世界的实现。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美国；三角关系；应对策略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彻底破裂以及随后中美关系的破冰缓和，中国被迫放弃了原来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鉴于当时所处的国际处境，中国在外交关系的策略选择上，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苏联和美国三方之间呈现出一种所谓的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形态[①]。进入80年代后期，又由于中苏、苏美关系的缓和而使既已形成的中苏（俄）美三角关系趋于淡化[②]。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三方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中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当然，目前这种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不是一种势均力敌的三角关系，而是一种以美国为主导的“不均衡三角关系”。在21世纪，在这种新型三角关系中，中国该如何自我定位和应对，不仅关系到中国能否赢得外交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关系到中国在新三角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且关系到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因此， 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是我国理论界专家学者需要认真予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三角关系”理论及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嬗变

（一）“三角关系”及其理论意蕴

在几何学上，三角形的二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在中国古代乃至欧美， 常有小国的政治家把三角形二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几何学理论， 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 以求得小国的生存和发展。到了现代， 在国际政治中，较早地把“三角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进行阐释的代表人物， 是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马丁·怀特 （Martinwight）教授[③]。对于“三角关系”（理论）的讨论，在冷战（Cold War） 时期达至鼎盛。其主要目的和研究对象， 就是针对当时的中苏（俄）美三角关系。在该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 首推美国的政治学家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他首次将博弈（Game）概念引入“三角关系”理论的分析和研究当中，并创造性地把三角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三人共处”型、“浪漫三角”型、“稳定婚姻”型和“单位否决”型，进而对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形成与演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④]。在其经典之作《战略三角：基于博弈理论的一个初步分析》中，洛厄尔·迪特默坦率地指出“枢纽”（pivot）是战略三角中最为有利的一个角色[⑤]。很明显，在他看来，美国应当在中苏（俄）美三角关系中处于“枢纽”的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 在国际政治中引入“三角关系”这一概念，有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和解释力。“三角关系”是指一种由三点构成并维持的一种稳定的状态，“三角形的稳定性”就是对三角关系的恰切说明和阐释。它强调的是“三角关系”中三方相互之间的牵扯、影响和互动，以及因一方或两方中双边关系的变动而产生对第三方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三角关系”理论的提出， 最初是被用来描述和分析冷战时期美国、苏联和中国三方之间关系的。在中苏（俄）美三角关系中，由于中国、苏联和美国在世界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它还涉及因一方或者两方中双边关系的变动而有可能产生的对于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和冲击。目前，这一理论分析工具和理论解释模式， 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国际政治中去。例如， 中俄美之间、中日美之间、中欧美之间的战略三边关系。

（二）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嬗变

有学者认为，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孕育阶段、确立阶段、巩固阶段和松动阶段[⑥]。我们认为，“四阶段”论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 在时间的维度上显得模糊，在认识上清晰度不够。我们认为， 自20世纪70年代始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时，中苏（俄）美三角关系按照时序上的递嬗，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建立阶段

如前所述，尽管中苏（俄）美三角关系雏形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确立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具体地说， 自20世纪50年代起， 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后经中苏论战一直到60年代末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并导致最终破裂。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 加剧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同时也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可能。1969年7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在访问亚洲国家和地区途中，以“关岛讲话”为转折阐述了美国新的亚洲政策。其后，1971年4月“乒乓外交”的开展以及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成行，最终成就了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以及《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的缓和，构成了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建立的主要标志。在此背景下，美苏之间也先后于1972年、1973年和1974年举行了首脑会晤，就核军控等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和谈判。

2、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强化阶段

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 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确立，使当时的苏联陷于被动。为改变这一不利局面，苏联通过所谓的“缓和战略”， 同西欧诸国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以获得了提高国家实力和扩大影响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因石油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对美国造成巨大冲击，加之“水门事件”中尼克松的提前下台，造成了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某种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正如尼克松本人所说过的那样，“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对苏联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⑦]。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中美建交公报》， 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公报》的公布，构成了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强化的主要标志。至此，中美两国结束了长达近30年的敌对关系，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这在客观上也巩固了已经形成的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

3.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终结阶段

20世纪70年代，苏联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加紧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美国的强烈不满。1980年1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发表讲话指出，苏联的这一举动“是对美国切身利益的一种进攻”，并声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打退这种进攻。”卡特总统的这一主张被称为“卡特主义”，“标志着美国的对苏政策从缓和走向对抗的重大转变”[⑧]。 1981年1月里根总统上台后，通过推行“里根主义”、“星球大战”计划（或称“战略防御计划”）及“和平演变”战略，改变了自尼克松执政以来对苏联的缓和政策而走向全面对抗。与此同时，随着苏联社会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和弊端也就更加显露[⑨]。高度集中的积弊不断加重，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桎梏和社会矛盾加剧的催化剂。在国家孕育着深刻危机、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刻，苏联试图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提升其国际地位。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了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的正常化[⑩]。“在一定意义上，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松动的主要标志”[11]。但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导致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正式终结。

二、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确立及动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宣告终结。在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调整了其外交策略；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了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伴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各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逐渐呈现出一种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雏形。尽管人们对于后冷战时期是否存在中俄美三角关系有着不同的观点，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美相互牵制、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三角关系在客观上是存在的。这种三角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并呈现出美国占主导的现实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 之所以会出现并确立这样一种新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归根结底源于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各自的发展变化。现把这一新型三角关系确立的三方动因阐释如下：

（一）俄罗斯：在徘徊中前进

1991年底， 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独立。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作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独立后的俄罗斯国内，以叶利钦为首的总统一方和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议会一方在新宪法是否确认总统制的问题上， 发生严重分歧， 最终导致出现总统和议会两个“权力中心”并存的混乱局面以及1993年“十月事件”的发生[12]。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联邦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13]，从法律上宣告了俄罗斯的政治诉求。俄罗斯联邦尽管独立了，但历经1990—1999年连续十年经济滑坡的窘境[14]，同时面临着民族主义、分立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的困扰。联邦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受到严重威胁。2000年5月7日，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持续进行的两次行政体制改革。普京总统的上述改革，恢复了行政权力体系应有的一致， 有力地扞卫了联邦的主权和统一。普京总统的上述改革，稳定了国家政局， 增强了行政权力机关的工作效率，并且有利于振兴俄罗斯、重塑俄罗斯联邦的大国形象[15]。2008年5月8日，承诺继续奉行普京在任时所制定国内外政策基本方针的梅德韦杰夫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统， 其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总理。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媒体和学界议论纷纷的“梅普组合”现象。目前，处于世界金融危机困扰的俄罗斯联邦遭遇到很大困难。但不容置疑的是，俄罗斯联邦今后仍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中国：奇迹般稳步崛起

在1991年底苏联解体之时，中国何去何从成了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当时，邓小平说了一句话，即“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在总结若干历史经验教训之后， 得出的基本经验和结论。[16]自此之后，中国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自我探索阶段，并逐步走向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17]，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257306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的兴起， 被称为“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长， 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国际地位显着提高。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作为一个稳步崛起的大国，中国依然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民族富强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总而言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为中国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提供了契机，中国也必将成为可以影响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三）美国：谋求“一超独霸”地位

毋庸讳言，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处于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不断采取包括推行“和平演变”、促成“颜色革命”以及军事打击等各种策略和措施，以确保其称霸全球的战略地位。2001年布什担任美国总统以后，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奉行“单边主义”策略，崇尚实力并炫耀武力，以维护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 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一方面谋求与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合作，建立国际防恐阵线；另一方面，又以反恐和维护本土安全为借口，通过采取“进攻性”国家安全战略以强化其全球霸权战略目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了北约东扩进程加快，东欧中亚国家“颜色革命”兴起，伊拉克战争爆发，阿富汗战争爆发等事件。此外，美国还不断介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务，如台湾问题、朝鲜核危机等事件。最后，为了追求绝对安全和谋求绝对优势，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 单方面宣布退出其在1972年与苏联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开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2008年4月，美国次贷风波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保护主义显得气势汹汹。

三、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表现及特点

如前所述，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伴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各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逐步确立起来的。笔者认为， 在21世纪，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 将会随着中俄美三方实力对比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 美国的主导地位很难被动摇。根据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近二十年来的波动，还是能多少窥探出中俄、中美以及美俄之间双边战略关系的微调，并在此基础上发掘出支配中俄美三角关系演变背后的特点或者内在规定性，以便为中国下一步的应对提供参考。

（一）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表现

1、中俄双边关系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诞生。中俄之间的关系，随之开启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1992年，中俄宣布双方“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两国关系上升到“建设性的伙伴关系”；1996年双方又宣布建立“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仅仅在五年之内，中俄关系连续迈上了三个台阶[18]。进入新世纪以后，中俄关系更是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和连续性进展。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巩固，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更加完善和成熟[19]。当然，中俄新型国家关系在顺利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20]。目前，中俄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滞后；二是俄罗斯联邦国内存在着“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三是关于“中国移民”问题[21]。第一个问题，是由于中俄双方贸易结构落后、投资力度不大等诸多原因共同造成的。这需要中俄双方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并需要站在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度来解决问题。第二个问题的产生原因， 主要在俄罗斯联邦方面。因为在中国取得经济腾飞的同时，俄罗斯联邦的经济发展历经动荡才刚刚起步，难免会对中国抱有猜忌。同时， 也不应对“中国威胁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做过高估计。这需要中俄双方在以后的国际合作和战略协作中， 力求互信。最后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由于“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联邦国内被大力鼓吹所造成的。

2、中美双边关系

自1991年底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一波三折，一直未能进入一个顺畅发展的轨道[22]。直到1997年和1998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才使中美关系摆脱了冷战后的徘徊局面，重新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然而，好景不长，1999年5月美国对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的轰炸，再一次使中美关系跌入低谷。经过近一年的修复，中美在2000年恢复了正常的互访与对话。其间，美国还不断就“人权问题”以及“台湾问题”（对台军售）向中国屡屡发难。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更引起了美国的担心和警惕。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力求实现其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他指出， 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者”，因而对中国实施“接触加遏制”的战略。在军事上， 他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将军事战略的重心转向亚太地区[23]。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明确宣布放弃对台的“三不”政策，并出售大批量先进武器。尽管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也有缓和，但中国始终是美国防范、敌视和遏制的对象。近年来，中美关系呈现出良性的双边互动关系，主要表现为“三保持”：一是高层保持密切接触；二是外交保持战略对话；三是经济合作保持良好势头[24]。去年年底，胡锦涛主席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时指出，中美两国“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25]。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对外战略未变， 仍然是应付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也仍然是美国防范、敌视和遏制的对象。例如，奥巴马访华之后，美国商务部旋即作出裁决，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将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26]。

3、俄美双边关系

自苏联解体始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至，俄美关系可谓“大起大落”。其中，既有如胶似漆的“蜜月期”，也有暗中较劲的“冷和平期”，还有剑拔弩张的“对抗期”[27]。对俄美关系的这种评估，在俄罗斯联邦对美国的政策上也有所彰显。例如，俄对外政策专家郑羽认为，俄罗斯联邦对美国的政策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1）“一边倒”政策阶段（1992年1月—1994年12月）；（2）谋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政策阶段（1994年12月—1999年3月）；（3）谋求抵制美国单极霸权政策阶段（1999年3月—2000年9月）；（4）谋求建立反恐伙伴关系政策阶段（2001年9月—2003年3月）[28]。一句话，俄美之间的双边关系， 真可谓“九曲回肠”。进入21世纪，以2001年“9·11”事件和2003年初“伊拉克危机”为标志，俄美关系先后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幅波动和调整。2000年普京总统上任以来，俄罗斯联邦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体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立场和中央集权倾向。特别是2003年以来，随着普京所倡导改革的深入进行，俄罗斯联邦国内在政治上显示出浓厚的“权威主义”倾向。因而，俄罗斯联邦的“民主政治”问题， 成为影响美俄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 有一点必须承认：俄罗斯联邦尽管失去了昔日苏联 “超级大国” 的地位，但作为一个大国，其军事实力仍然构成对美国的巨大抗衡。俄罗斯联邦因而成为维系世界格局相对平稳的重要元素。此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原苏联地域内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影响。这一“地缘政治”现实，使俄罗斯联邦在很多问题上仍占据主动地位。由此可见，随着俄罗斯联邦的不断发展和实力的增强，它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将会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二）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特点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走向终结。在后冷战时期，中、俄、美三国开始重新调整和定位三国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已将中、俄、美三国置于一种新的战略三角框架中。但是，应当指出， 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不是前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简单恢复或延续，而是一种仍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全新的战略关系，具有自身的现实特点[29]。

1、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不均衡三角关系”

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格局由美国和苏联主导，形成了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世界“两极格局”。在这种情况下， 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是一种两斜边均大于底边的“等腰三角形”，中国处于底边。当时， 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的变动， 更多取决于苏联和美国。

1991年底苏联剧变， 旧的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随之终结， 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应运而生。尽管我们称新的中俄美关系为三角关系，但它绝不是上述“等腰三角形”，而是以美国为主导的， 美国这一底边分别大于中俄两斜边的“不规则三角形”。在这个“不规则三角形”中， 两斜边有可能是等边， 也有可能是不等边（一长一短）。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美国具有绝对优势和战略主动性。这就为中俄联合制衡美国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美国联俄以遏制中国或者联中以遏制俄罗斯留下了战略空间。目前的世界格局，呈现出 “一超多强” 局势的雏形。美国作为独一无二超级大国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很难改变。因此，我们分析未来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之时，要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

2、各自的国家利益始终是中俄美三角关系中的核心要义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该国家利益包含着各不相同的利益内容。同时，由于每个国家的规模大小、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各不相同，其所追求的国家利益也迥然各异。但是， 国家利益是国家间互动最重要的驱动因素[30]。这正如美国现实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所说的那样，“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在国际政治中， 实际上的最后语言就是国家利益”[31]。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仍然存在着普遍适用的、基本的和持久的国家利益。这集中体现在要使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存续，所必须追求的一些根本目标上[32]。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无论是三方中任何一方的调整或是其中两方双边关系的调整，无不是围绕着本国的国家利益展开的；同时，追求什么样的国家利益，也直接决定着新的三角关系中一方或者两方的行动逻辑。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始终都是各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和实质，也是引起三角关系变动的根源。可以说，中俄美三角战略关系的核心和实质， 是美国竭力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 中俄两国努力争取复兴或崛起的良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形成的防范、敌视、遏制与反防范、反敌视、反遏制的新型战略关系。

3、新三角关系的互动动力来自各方实力的对比关系

“三角关系”理论本身， 就是力图分析和解释在某一特定时空背景下三方（通常是三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牵扯和影响。三角关系本身的变动，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三角关系中三方实力的对比关系。有什么样的实力对比关系，就会形成或者塑造什么样的三角关系。在冷战时期的中苏（俄）美战略三角关系中，两国关系的变化或者三方关系的变动，往往就是因为三角关系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有所调整或变动。例如，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就是因为在中苏美三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为了制衡苏联而拉近中美之间关系的。进入21世纪，新三角关系各方之间互动的“动力”， 更多地从国际转向国内。这是因为新三角关系的各方， 都追求在不忽视国际影响的前提下，谋求自身国家实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巩固，以求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这一特点和趋势，也诠释了中国“发展才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等国家建设和发展策略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4、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意识形态的冲突在所难免

在“二战”以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就层出不穷。当时， 进行战争是解决国际冲突的主要方式。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就是最好的明证。如果从人类价值和文明的角度而言，冲突的背后其实是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从价值构成上看，每一种文明都含有‘殊别价值’和‘普世价值’两种成分以及相应的制度”。而对普世价值分歧最大的时代是冲突最激烈、对峙最严峻的时代。例如，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冷战就是这样[33]。“文明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说是在普世价值上的冲突[34]。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美三方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中美关系出现难题的真正原因， 就在于美国坚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政府坚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的。明白这一点，有利于对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预测和把握。

四、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背景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21世纪，整个国际局势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既面临挑战，又蕴含机遇。随着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三方各自实力的发展变化，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将会呈现出更为清晰和复杂的面相。毫无疑问的是，摩擦、冲突与合作，将会构成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互动中发展的“合奏曲”。在此背景之下，中国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变动中应该如何应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搞好自身发展，是巩固和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和基础

在21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的两大主题。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35]。可以说，搞好自身的发展，是巩固中国国家实力和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和基础。因此，中国应当在政治、经济、文化、军队等各个领域采取相应措施，以切实强化中国自身的实力，进而巩固、提升乃至扩展中国在国际世界上的影响力和作用。由于文章篇幅所限，作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仅谈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1、搞好经济建设

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36]。这其中，应当注意以下四点：一是要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心全意谋发展，努力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使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行不悖。二是要认真总结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调整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例如，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并兼顾通过对外开放来国家经济；而不能一味地强调发展外向型经济，全面与世界接轨。三是对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绝大部分仍然要坚持实行国有化，防止出现外资垄断的局面。四是在贯彻物权法、保护私有财产的同时，不能忘记保护国有财产。对股份公司化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应当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相应措施实施纠偏行动。

2、搞好政治建设

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因此执政党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就成为重中之重。为了搞好干部队伍建设，有三点需要强调：一是各级国家机关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在选拔和配备干部时，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克服选拔干部时只注意年龄、专业知识，而忽略干部候选人思想和立场的倾向。二是修改我国公务员法，进一步规范国家公务员的行为。其中包括：不得为了非公务目的，使用只有从事公务活动时才使用的信息、物质技术设备和财政保障；建立行之有效的干部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和相应的监督制度。三是规范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外事行为。其中包括：非经中央或省级法定机关允许， 国家机关、军队、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县处级别以上干部，不得收受外国政府、外国法人和外国自然人形形色色的资金和资助。但是， 外国自然人是干部近亲属的情况除外。

3、搞好思想文化建设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方面，有四点需要加以注意：一是要把全党、全军、全民的思想统一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上来，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克服思想混乱、一片散沙的局面。二是制定大众新闻媒体法，规范大众新闻媒体的行为，净化各种新闻出版物，以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三是制定非政府组织法，加强对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规制，以挫败在我国培养亲西方势力，发动形形色色“颜色革命”的企图[37]。四是坚持并加强对贪污腐败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弘扬正气。同时，提高一线干警因公伤残牺牲的抚恤金金额，并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拨款建立的见义勇为基金。

4、搞好社会建设

要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便让广大民众都能享受到30年改革开放的胜利成果。在这一方面，有三点需要加以注意：一是逐步调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以实现社会公正， 确保社会稳定。二是正确实施工资制度改革和退休制度改革，不要人为地拉大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之间的差距，避免产生新的， 更多的矛盾。目前，公务员考试过热，就充分表明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中出现了偏差。三是除继续实施低收入保障制度，医保制度改革等惠民措施外，应当由国家财政拨款建立特殊病残青少年医疗救护基金等。

（二）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是每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要义和实质，也是每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试图解释、预测和应对国际行为（主要是国家行为）的各种努力， 都离不开“国家利益”这一基点。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中国的一切外交行动和国际行为，都应该牢牢地以“国家利益”这个核心要义为转移，努力使中国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利益不至于受损。在这一方面，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一是台湾问题以及涉及国家领土完整的其他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富强， 一直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颁布， 己经在法律上集中体现了国家的利益所在。所以， 任何损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都是我们应当予以坚决反对的。二是应当强调和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国家的政治利益涉及到一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尊严，固然要维护。但是， 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更应当被强调并予以维护。我们既不能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换取政治利益的妥协，更不能无视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利益。例如， 西方国家文化产品充斥中国文化市场的现状， 值得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三）在提升中俄关系与重视中美关系之间寻求三角关系的平衡

中国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外交政策上， 没有实施自身战略以获得优势的活动空间。相反，准确和灵活的外交政策， 将会使中国在三角关系乃至世界政治格局中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平衡作用。根据前面对新的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讨论和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应该是：在提升中俄关系与重视中美关系之间寻求三角关系的平衡。

1、要提升中俄关系，“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美国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主导性，而中国和俄罗斯则处于相对的劣势。要维持这一新型三角关系的动态平衡，就需要全面提升中俄双边战略关系。而全面提升中俄双边战略关系，政治互信是前提。为此，应当注意以下两点：一是中俄双方要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以及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与配合，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38]。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进行协调与配合时，或者进行合作时， 中俄双方均不应采取任何引起对方怀疑战略伙伴关系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行动。二是要充分重视和支持战略伙伴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俄罗斯联邦支持中国在台湾、新疆、西藏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也支持俄罗斯联邦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这体现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真实内容。

2、重视中美关系，以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美国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主导性。因此，中美关系是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并非一直顺畅，甚至在某一时期处于紧张。这是因为中美关系紧张的背后， 是战略目标的对立和国家利益的悖反。但应当看到两点： 一点是中美两国互为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 中国又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因此， 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和利益的互补性。重视、理顺和发展中美关系，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点就是美国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 摆脱不了中美关系的“笼罩”。因此，中国要重视中美关系，以便为自身的“和平崛起”创造条件。但是， 值得指出的是， 在关系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在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原则问题上， 中国不能过于软弱退让， 也不能“自作多情”地过于夸大中美关系的“美好前景”。

3、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扩大中国自身的国际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恐布主义活动问题、能源资源问题、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公共卫生、重大自然灾害等各类全球性重大挑战和威胁凸显。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和影响着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并成为跨越国界和地区的国际性或者全球性难题。作为世界上正在稳步崛起的大国，中国还应该在中俄美三边关系之外， 施展多边外交，广交良友。在这里， 中国也有施展其自身优势，并扩大其影响力的战略空间。

（四）通过建立相应的会晤、谈判和协商机制寻求国际合作

当今世界，由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世界各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同时，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模式的不同、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差异，又构成了各国国家利益的矛盾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又使各国之间的竞争、矛盾、冲突不可避免[39]。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利益分殊的矛盾世界，“各国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要互利合作，建立健全多边国际合作机制；合作要体现公正公平，统筹考虑各国发展阶段、国情、能力；应该发挥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作用”[40]。据此，我们认为，通过建立相应的会晤、谈判和协商机制寻求国际合作，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积极努力的重要方向。1、在政治上，以联合国为阵地，利用中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联合国也将会成为中俄美三角关系角逐的集中场域。2、在经济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家贸易之间的纠纷应该更多地寻求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的解决。中美之间的、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也应该如此。特别应当指出的是， 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 我国的世贸问题专家经验还很久缺。他们不应当孤芳自赏， 而应当努力进取， 以帮助我国企业尽量少受损失， 少交“学费”。3、在外交上，积极发挥中国的国际和区域影响力，在相应国际组织中通过相应的会晤、谈判和协商机制谋求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例如，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四国”（BRICs）的兴起， 将对现存的国际体系结构不断造成冲击[41]；又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对于协调和解中亚地区事务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再如，二十国集团峰会（G20）逐步的机制化也将为中国提供发挥作用的契机。

总之，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中国应该立足于本国自身的国情，在尊重各国自己选择和各自社会制度的选择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的前提下，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的姿态来处理和对待中俄和中美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努力营造互利、共赢的和谐局面。

（五）通过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来促进世界和平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就我国而言，由于意识形态的悖反、国家利益的分歧以及历史遗留问题等，中国当前的周边安全形势更加严峻[42]。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就中美关系而言，美日安保体系对于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威胁，《美日安保条约》更是把这种威胁潜在化和凝固化；美国不时地向台湾实施军售以及散布“武力保卫台湾”的言论，美国将其军事力量的重心转移到亚洲一线， 矛头直指中国等， 都使军事因素成为中美关系之间不得不考量的问题。中俄关系历经曲折，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升温。有学者甚至称，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黄金时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毫无芥蒂，完全互信。俄罗斯联邦在对中国和印度军售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倾向，已经彰显出俄罗斯联邦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某种猜忌。“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境内得以盛行， 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点。[43]

正因为如此，在军事建设方面，要在大力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 也需要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增强国家应对国内外重大危机的迅速反应能力。只有“适应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我国发展新要求，推进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军事组织、军事管理创新”，充分作好军事斗争准备， 才能确保“打得赢、不变质”的军事战略目标。其中，以下几点需要加以明确：一是在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同时，努力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其中，包括节约“歌舞升平”的开资、节约接待开资等，增加军事现代化投资，以弥补前20年的欠债。二是在美国大力压缩中国战略空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包括宪法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运输安全等战略。三是在我国日益扩大对外开放， 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实施接触、渗透和西化的背景下， 我国应当强化国家安全机关， 确保我国的宪法安全、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运输安全。四是正确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反分裂国家法，旗帜鲜明地、毫不手软地镇压分裂国家的活动。五是继续坚持“韬光养晦”，但在必要时，在领土纠纷问题上应当有所作为。六是脚踏实地地开展国防教育，彻底改变一些流于形式的做法。七是正确处理发展军事和发展个别地区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若二者之间发生冲突，得优先发展军事。例如， 在信息搜集设备高度精密化和现代化的当今世界背景下， 在考虑将海南岛建设为国际旅游岛的计划时， 应当充分考虑到我海军基地和设施的保密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不是为了称霸世界，而是保卫自己以及促进世界和平。因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44]，同时也是扞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平衡性力量。

五、小结：经由共同发展走向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这其中，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由于国与国之间“利益交融、休戚与共”，必须树立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时代思维，“更加注重交流合作、相互借鉴，更加注重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5]。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应该如此。正如邓小平早年所言，“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但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46]。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中国。中国每一步的前进、发展，都与国际政治局势和国际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自“冷战结束后，世界舞台乱象丛生，国际局势变幻莫测，我国的国际处境亦复杂多变”[47]。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应该携手其他国家一道经由共同发展走向和谐世界。

“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转化，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嬗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传统的国际秩序转变为全球秩序。这是一种以全球参与、国际共同治理为核心的全球共治下的秩序，它将使安全型秩序逐步转向和平发展型秩序，不平等秩序逐步向较为平等的秩序，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尽可能大的、制度化的有序” [48]。在这种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之中，中国应该审时度势地选择自己在外交方面上的应对策略，并通过发挥和扩大其在新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以谋求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的互动与共同发展。当然，我们在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同时，更应该充分利用国际政治中的各种有利条件，主张在保持世界各国文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力主实现公平、公正和正义，以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和公正的和谐世界。
 
【作者简介】
刘向文（1943-），男，河南开封人，法学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任主任、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王圭宇（1985-），男，河南禹州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俄罗斯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释】
[①] 也有学者指出，中苏（俄）美三角关系的形成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缓解、终结及后冷战时代的来临而逐步确立的，这种观点其实是把中苏（俄）美三角关系形成前的“孕育时期”（形成前阶段）也包括在内了。参见马凤书、李淑峰：《从中美苏战略三角到中美俄战略三角》，载《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5页。
[②] 余丽：《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分析》，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07页。
[③] 马丁·怀特(Martinwight)教授早在1977年发表的《国家体系》(Systems of States)一书中，就“三角关系”以专章形式进行研究，可称得上这一领域的研究先驱。
[④]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 Critical Review， in llpyong J. Kimed，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 Publisher， 1987， p. 34. 转引自曹璐：《21世纪初美俄中三边战略关系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
[⑤] Lowell Dittmer， The Strategic Triangle: An Elementary Game-Theoretical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Vol.33， No. 4(1981)， pp.485—516.
[⑥] 余丽：《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分析》，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08—110页。
[⑦]【美】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⑧] 刘德斌：《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57页。
[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是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中期逐渐形成，并由1936年苏联宪法以及根据其制定的各加盟共和国宪法予以确认的。参见刘向文、贺永方主编：《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及其教训》，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⑩]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就已在“塔什干讲话”中就表达出了缓和对华关系的希望。
[11] 余丽：《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结构现实主义分析》，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10页。
[12] 刘向文：《试谈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制》，载《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5期，第48—54页。
[13] См．：Конститу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Рос． газ．－1993．－25 декабря．
[14] 刘向文：《“俄罗斯联邦新宪法草案”和苏联两种政治力量斗争的加剧》，载《苏联东欧问题》1991年第3期，第27—34页；刘向文：《试谈俄罗斯联邦新刑事诉讼法典》，载《中国法学》2002年特刊，第225-227页；刘向文译：《刑事政策的基础》，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11页。
[15] 刘向文：《谈普京倡导的行政体制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4 期， 第16-20页；刘向文：《谈俄罗斯联邦现任政府的机构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年第6期， 第1-8页。
[16] 王康：《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载何雪峰、周筱赟主编:《回到常识—公众论坛演讲集》，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17] 参见《重大理论创新：瞭望载文阐述胡锦涛时代观五大主张》，载//www.chinadaily.com.cn/zgzx/2009-11/24/content_9032216.htm，访问日期：2009-12-2。
[18] 李静杰：《新世纪的中俄关系》，载《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4期，第8页。
[19] 李静杰：《新世纪的中俄关系》，载《西伯利亚研究》2006年第4期，第8—10页。
[20] 从2001年9月到2004年10月，中俄两国在战略协作上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在双边战略关系层面上出现了三个典型个案：斯拉夫石油拍卖案、中俄石油管道改线风波、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而在全球战略层面上，两国在反对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出现较大脱节。
[21] 李静杰：《跨入新世纪的中俄关系》，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第62页。
[22] 刘德斌：《中美关系的特点与实质》，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第17页。
[23] 比如，在2001年发生的撞击事件以及随后的南海中美舰船对峙事件都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
[24] 倪世雄、潜旭明：《中美关系新特点：一种基于新地缘关系视角的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101页。
[25] 参见《中美元首会晤确立共迎全球性挑战新格局》，载//zggng.stock.cnfol.com/091118/129，1402，6821008，00.shtml，访问日期：2009-12-2。
[26] 该案涉及金额约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参见《美国发起迄今最大规模对华贸易制裁》，载“新华网”//www.xinhuanet.com/，访问日期：2009-12-2。
[27] 袁鹏：《美俄关系的变与不变——兼议美俄“新冷战”说》，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30页。
[28] 郑羽：《既非盟友，也非敌人——苏联解体后的俄美关系》（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29] 也有学者从八个方面来对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特点进行了阐释，作者主要是从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的背景、现实冲突以及中、俄、美三方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相应对外政策这些角度进行的，不乏启示意义。参见马凤书、李淑峰：《从中美苏战略三角到中美俄战略三角》，载《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117—120页。然而，本文对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现实特点的研究，旨在透视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演变背后的支配性因素，发现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据以变动和维系的内在规定性或者规律。通过对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特点的探究，以期为中国在这种“三角关系”中应对策略的选择，提供可资参考的视角。
[30] 李少军：《论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4—9页。
[31]【美】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32] 金安：《国家利益、国家目标与国际合作》，载倪世雄、王义桅主编《中美国家利益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
[33]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9、231页。
[34]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4页。
[35] 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 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3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37] 刘向文、王圭宇：《试析俄罗斯联邦对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规制》，载《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28页。
[38] 参见《胡锦涛就更好更快地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四点建议》，载“人民网” //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7290575.html，访问日期：2009-12-2。
[39] 王伦光著：《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构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40] 参见《重大理论创新：瞭望载文阐述胡锦涛时代观五大主张》，载//www.chinadaily.com.cn/zgzx/2009-11/24/content_9032216.htm，访问日期：2009-12-2。
[41] “金砖四国”来源于英文BRICs一词，是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因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s”一词，其发音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s)一词非常相似，故被称为“金砖四国”。其中，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
[42] 例如，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中印边界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仍与我国存在一定的领土和边界纠纷；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权属争执并没停息；中国在南海与大洋诸国关于南沙群岛的主权归属之争，等等。以上这些问题一旦或大或者严重化，都必将触及到我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根本利益。
[43] 当然，应该承认，我们也不应过于夸大在新的中俄美三角关系中军事因素的影响。比如今年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就显示出中俄在军事方面战略合作的一面。
[44]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45] 参见《重大理论创新：瞭望载文阐述胡锦涛时代观五大主张》，载
//www.chinadaily.com.cn/zgzx/2009-11/24/content_9032216.htm，访问日期：2009-12-2。
[46] 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些 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1988年5月25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邓小平：《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1984年10月6日），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47] 王伦光著：《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构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48] 李云霞、靳利华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