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发热漏诊脑炎离世，锁定违规执业过错获70%赔偿

发布日期：2026-08-07 作者：刘荣广律师

幼儿发热漏诊脑炎离世，锁定违规执业过错获70%赔偿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刘荣广律师
一、案情简介
年仅2岁的患儿窦国迅因发热前往A医院门诊就诊，医院按普通感冒给予输液治疗，连续三日症状未缓解且持续加重，后收入院治疗，最终因脑干脑炎致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经抢救无效死亡。
患儿父母托我方代理本案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初期，一审法院拟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我方坚持本案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申请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经法院委托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医院存在病史询问不仔细、未完善神经系统检查、病情观察不到位、漏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病历书写不规范等多项过错，过错与患儿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医方承担主要责任，过错参与度为60%-90%。
诉讼中我方同时查实，医院安排多名无医师执业资质的人员参与患儿诊疗，属于严重违规执业。一审法院最终认定医院承担70%的赔偿责任，判决赔偿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65万余元。
我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主张医院使用无资质人员行医应推定全部过错、一审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属法律适用错误、精神损害抚慰金认定过低。经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依法纠正一审法律适用错误，明确本案统一适用《民法典》，实体判决予以维持。
二、本案核心办案难点
本案是儿科重症漏诊类医疗纠纷的典型缩影，代理过程中面临多重现实难点：
（一）儿科重症隐匿性强，疾病本身风险易稀释医方责任。
脑干脑炎早期仅表现为发热等普通感冒症状，婴幼儿无法自主表述病情，疾病本身进展快、死亡率高。医院常以此为核心抗辩，主张漏诊是疾病特殊性与患儿年龄特点导致，属于医疗固有风险，试图大幅减轻自身责任。
（二）无资质执业难直接推定全责，过错落地存在法律障碍。
患方主张依据《民法典》第五十八条，医院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应推定过错并承担全责。但司法实践中，违规执业的行政违法性与民事损害的因果关系需分别认定，仅凭无资质很难直接跳过原因力认定而判决医院全责，这是上诉阶段的核心法律争议。
（三）法律适用“双轨制”遗留争议，赔偿标准易出现偏差。
本案审理时仍存在医疗损害赔偿 “双轨制” 的历史遗留问题，一审法院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裁判，与《民法典》的统一适用规则存在冲突。两种法律框架下的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精神抚慰金规则均有差异，直接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益。
（四）幼儿死亡的精神损害赔偿尺度难把握。
低龄幼儿死亡对家庭的精神打击远大于普通死亡案件，但司法实践中精神抚慰金受当地经济水平与裁判尺度限制，很难单纯以“丧子之痛”主张到高额赔偿，需结合医方过错严重程度综合论证。
三、代理思路与诉讼策略
接受委托后，我们确立了 “选对鉴定路径、夯实过错基础、强化违规情节、厘清法律适用” 的分层代理策略，全方位争取家属合法权益。
（一）坚持医疗过错司法鉴定，避开医疗事故鉴定的制度性劣势。
诉讼初期，一审法院按惯例拟委托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我方明确提出异议，从两个层面说服法院启动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法律适用层面：《侵权责任法》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统一适用侵权责任规则，不再以医疗事故作为民事赔偿的前置条件，医疗过错司法鉴定更符合现行法律框架。
公平性层面：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医学会组织，专家多来自本地医疗机构，中立性易受质疑；而社会司法鉴定机构独立于卫生系统，鉴定程序更透明，更侧重民事过错与因果关系的审查，更符合民事诉讼的证据要求。
最终法院采纳我方意见，委托昆明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医疗过错鉴定，为案件拿到了医方主要责任、参与度60%-90%的核心有利结论，奠定了案件胜诉的基础。
（二）深挖无资质执业违规事实，强化过错严重程度。
针对查实的7名无医师资质人员参与诊疗的事实，我们并未简单主张“推定全责”，而是将其作为加重医方过错程度、推动责任比例就高认定的核心抓手：
明确违法属性：使用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员独立从事诊疗活动，直接违反《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严重的医疗管理过错，主观可责性远高于普通的诊疗失误。
建立因果关联：正因为诊疗人员不具备法定执业资质、专业能力不足，才会对婴幼儿发热的重症风险缺乏警惕，未按规范进行神经系统查体与病情评估，最终导致漏诊延误。无资质执业不是孤立的行政违规，而是诊疗过错发生的重要根源，与死亡后果存在内在关联。
该论证虽未实现“全责”的上诉目标，但有力支撑了法院在60%-90%的主要责任区间内，酌定70%的偏上比例，充分体现了对违规执业情节的负面评价。
（三）结合幼儿死亡特殊性，合理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针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我们没有机械套用条例的年限公式，而是结合案件特殊性进行情理与法理的双重论证：
受害者年仅2岁，从普通发热到离世仅数日，父母全程亲历孩子病情急剧恶化，丧子之痛具有突发性与毁灭性，精神损害程度深重；
医院存在违规使用无资质人员的严重过错，并非普通医疗意外，过错的可谴责性更强，应当相应提高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最终法院支持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当地同期同类案件中处于合理偏高水平，兼顾了司法尺度与个案情理。
四、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医院诊疗行为存在明确过错，与患儿死亡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主要责任，酌定责任比例为70%。判决：A医院赔偿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65万元。
五、案例评析与办案心得
本案是新法施行后，地方法院逐步告别医疗赔偿“双轨制”的典型案例，在鉴定路径选择、违规执业过错认定、法律适用统一等方面，对同类医疗纠纷的患方维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医疗纠纷维权，选对鉴定类型是第一步。
很多当事人分不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与“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的区别，甚至被引导走医疗事故鉴定路径，最终导致赔偿标准低、结论倾向性强的不利结果。二者的核心区别是：医疗事故鉴定侧重行政责任与医疗事故等级，赔偿参照旧条例；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侧重民事过错与因果关系，赔偿适用统一的人身损害标准。患方维权应当优先选择医疗过错司法鉴定，从程序上保障案件的公平性。
2. 无资质执业是“加分项”，但通常不是“全责理由”。
不少当事人存在认知误区：只要医院有无证人员行医，就一定是医院全责。事实上，违规执业首先是行政违法行为，会面临行政处罚；但在民事赔偿中，法院仍需审查违规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与原因力大小，很少直接据此判决医院承担100%责任。但这绝不意味着该情节没有意义——它是证明医院管理混乱、过错严重的关键证据，能够有效推动法院在责任区间内就高裁量，是提升赔偿比例的重要抓手。
3. 儿科诊疗难度大，不等于可以降低诊疗标准。
婴幼儿无法表述病情、疾病进展快，儿科诊疗确实有其特殊性，但这不能成为医院降低诊疗规范的理由。对于发热患儿，排查重症感染、神经系统病变、警惕危重症信号，是各级医疗机构都应当遵守的基本诊疗原则。因未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导致漏诊的，不能以“孩子小、病情藏得深”为由免责。患方维权时，要紧扣诊疗规范本身，不被“儿科特殊论”的抗辩带偏核心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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