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钢苑律师婚姻法律师团队：岳某某诉罗某撤销婚姻纠纷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本案中，岳某某与罗某于2020年相识并于2021年2月登记结婚，婚前未进行医学检查。直至2023年11月，岳某某在罗某包中发现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拉米夫定片”，经质问，罗某才承认其婚前已感染艾滋病并长期隐瞒该事实。岳某某认为罗某的行为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违反《民法典》及《母婴保健法》相关规定，遂于2024年8月26日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婚姻关系。罗某对隐瞒患病事实无异议。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4年9月19日作出（2024）川1802民初3553号民事判决，支持岳某某的诉讼请求，依法撤销双方婚姻关系。该判决已生效。（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岳某某诉罗某撤销婚姻纠纷案，入库编号：2024-07-2-018-001）
二、法理分析
（一）艾滋病属于婚前必须告知的“重大疾病”范畴
本案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1053条，该条款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夫妻一方患有“重大疾病”时的婚前告知义务及违反后果。法院将罗某所患艾滋病认定为“重大疾病”，是基于三重法律逻辑的严密论证。
首先，《母婴保健法》第8条及第38条将“指定传染病”明确列为婚前医学检查的法定项目，并定义“指定传染病”包含艾滋病、梅毒等影响婚育的传染病。这为重大疾病的认定提供了前置法依据。其次，艾滋病因其传染性、终身性及对婚育健康的重大影响，符合社会公众对“重大疾病”的普遍认知。最后，《民法典》第1053条的立法本意在于保障婚姻当事人的知情权与选择权，确保其在充分了解伴侣健康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真实意思表示。罗某隐瞒艾滋病的行为，直接剥夺了岳某某对婚姻风险的评估机会，构成对婚姻缔结基础的实质破坏。
需要强调的是，法律对“重大疾病”的认定并非简单列举，而是结合医学标准、社会共识及对婚姻权利义务的实质影响进行综合判断。艾滋病因其特殊的传播途径（包括性传播与母婴垂直传播）及对家庭生活、生育计划的深远影响，必然落入告知义务的射程范围。
（二）隐瞒重大疾病构成法定撤销事由，一年除斥期间严守程序正义
本案另一关键点是岳某某行使撤销权未超法定期限。《民法典》第1053条第2款设定“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的行权期限，是立法者对多重价值的精妙平衡：既赋予被欺诈方救济途径，又避免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法院认定岳某某于2023年11月发现药物时方知晓实情，至2024年8月起诉未超一年，符合时限要求。此处的“知道或应当知道”需结合常理判断：艾滋病具有高度隐私性，若非药物证据直接指向，岳某某难以通过日常观察察觉。该期限作为“除斥期间”，一旦届满权利即告消灭，体现了法律不保护权利沉睡者的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撤销婚姻与离婚存在本质区别。撤销意味着该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恢复未婚状态，其在人身、财产关系上的法律后果显著轻于离婚（如无离婚冷静期、共同财产分割规则不同）。这一制度设计旨在对严重欺诈行为给予最严厉的否定评价，彰显法律对婚姻诚信的底线要求。
（三）司法实践对健康知情权的强化保护趋势
本案判决释放出明确信号：司法机关对婚前健康知情权的保护日趋严格。随着《民法典》实施，类似以隐瞒精神疾病、严重遗传病等为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案例增多。法官在审查时通常聚焦三点：疾病是否属“重大”、告知义务是否履行、撤销权是否及时行使。
尤其对于传染病，法院不仅考量医学分类，更关注其是否可能危及配偶健康或影响生育决策。如本案所示，即便艾滋病患者通过治疗可控制病毒载量降低传染风险，但未告知本身已足以动摇婚姻合意基础。这警示公众：婚前医学检查不仅是健康管理手段，更是履行法定义务、防范法律风险的必要程序。婚姻关系中的坦诚，尤其是对重大健康状况的披露，已从道德倡导上升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