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邹某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 ——非法销售河豚鱼及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个体经营者邹某智在其干货摊位上，将2.4公斤河豚鱼干以240元的价格售予顾客陈某美。当晚，陈某美的母亲李某姬食用该鱼干后，出现呕吐、头晕、乏力及四肢口周麻木等明显中毒症状，紧急送医救治。经权威机构检测，涉案鱼干的河豚毒素含量高达22.9毫克/千克。幸而李某姬次日康复出院。案发后，邹某智主动赔偿李某姬经济损失2万元并取得谅解。
福建省长乐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所售鱼干属“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原国家食药监局、现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农业农村部多次发布文件，明确河豚鱼因含剧毒且风险极高，在特定时期内属于“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虽有条件开放两个特定养殖品种加工，但邹某智既无经营资质，其鱼干毒素含量更远超安全限量（22.9mg/kg vs 2.2mg/kg）。根据“两高”司法解释，销售此类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即应认定为刑法第143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结合本案中毒素严重超标（超限十倍）及实际引发消费者中毒的客观事实，其销售行为具有具体、现实的高度危险性。

法院认定邹某智的行为已构成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鉴于其如实供述、积极赔偿并获谅解，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判决其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该判决已生效。（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邹某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入库编号2023-02-1-071-002）
二、法理分析一：精准把握“国家明令禁止食品”的认定边界
案的核心法律争点在于如何准确界定“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法院的裁判逻辑清晰展现了对此类“禁令性规定”的司法审查路径：
1.“禁令”具有明确性与延续性。法院并未孤立看待某个文件，而是系统梳理了国家食药监部门自2011年至2016年间发布的系列规范性文件。这些文件一脉相承地强调了河豚鱼及其制品的极高风险性，并在2015年新《食品安全法》实施后，明确将其纳入该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经营的范畴。即使2016年有条件开放两个品种，其前提也是建立严格的源头管控、加工标准和毒素限量（≤2.2mg/kg），实质上是对禁令的例外性、限定性豁免，绝非全面放开。邹某智所售鱼干既非来自合规基地，毒素又严重超标，自然落入禁令范围。
2.“防控疾病特殊需要”体现风险预防原则。刑法设定此条款的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具有广泛性、不可控性公共健康风险的食品流入市场。河豚毒素毒性极强且无特效解毒剂，微量即可致命，历史上因误食导致的死亡事件频发。国家将其列入“明令禁止”名单，正是基于其难以通过常规烹饪消除、普通消费者无法辨识、一旦出事后果极其严重的特性，体现了立法对重大公共健康风险的前置性、预防性干预。
3.“禁止对象”涵盖制品与无资质主体。禁令不仅指向鲜活河豚鱼，也包括其加工制品（如本案的鱼干）。同时，禁令的约束对象是所有食品经营者。2016年的有条件开放，仅对符合苛刻条件的特定养殖加工企业“开绿灯”，普通市场摊贩如邹某智，根本不具备合法经营的资格基础。因此，其销售行为自始违法。
张万军教授指出，司法实践中认定“国家明令禁止的食品”，关键在于审查相关禁令是否基于重大公共健康风险，是否通过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公示，以及涉案食品是否实质落入该禁令描述的范畴。本案裁判对此提供了范例。
三、法理分析二：科学界定“足以造成危险”的入罪门槛
本案另一重要启示在于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具体危险犯要件的精准把握。法院的论证揭示了双重考量维度：
1.“禁令属性”本身可推定抽象危险。根据“两高”2013年《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生产、销售“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食品，即可直接认定为“足以造成危险”。这体现了立法对特定高风险食品的“零容忍”态度，其法理基础在于：国家基于专业评估作出的禁令，本身已充分证明该类食品具有不可接受的、普遍性的重大风险。销售此类食品，即意味着将公众置于法所不容的危险境地，无需再个案证明其必然导致中毒。
2.“具体超标事实”强化现实危险认定。本案判决并未止步于“禁令属性”的抽象推定，更进一步结合了涉案食品毒素含量的具体检测数据及实际已引发消费者中毒的后果。这形成了“双重印证”：一方面，毒素含量严重超标，远超人体耐受极限（安全限量为2.2mg/kg，涉案达22.9mg/kg），从科学角度确证其具有即刻、现实的致害能力；另一方面，实际发生的食用中毒事件，更是危险现实化的铁证。这充分满足了具体危险犯要求行为对法益侵害达到紧迫、高度可能状态的要件。
3.行刑衔接的尺度，聚焦真正的高风险行为。裁判要旨强调需从销售金额、毒素含量、行为后果等维度综合判断危险程度，这为厘清行政处罚与刑事入罪的边界提供了指引。对于销售少量、毒素未显著超标且未造成实际健康损害的行为，可能主要通过食品安全法进行行政处罚，如罚款、没收、吊销许可。而像本案这样，销售产品毒素严重超标，实际导致消费者健康受损，则明显逾越了行政违法的范畴，触及了刑法规制的红线。刑事司法的锋芒，应重点指向此类真正对公民生命健康造成紧迫、重大威胁的违法行为。

张教授强调， 办理此类案件，既要尊重司法解释对“禁令食品”危险性的法律推定，提高打击效率；也要善于运用科学证据，如含量检测，进行实质性补强，确保入罪精准，避免机械司法。本案将抽象禁令与具体超标、实际危害相结合判定“足以造成危险”，堪称把握行刑界限、突出打击重点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