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刘某胜故意伤害案——滥用防卫权行为的认定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4年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刘某胜故意伤害案”（入库编号：2024-18-1-179-004）源于一起因家庭情感纠纷引发的冲突。被告人刘某胜与黄某甲非婚生育四名子女。2016年10月1日晚，双方因情感矛盾争吵，刘某胜掌掴黄某甲。黄某甲随后求助其兄黄某乙，黄某乙遂带领李某某、毛某某等三人前往刘某胜住处质问。期间，黄某乙、李某某先后扇了坐在床上的刘某胜耳光，刘某胜随即从被中抽出菜刀砍伤黄某乙头部，并拽住欲逃离的李某某连砍三刀，致二人分别受轻伤一级、二级。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4刑初94号刑事判决认定：刘某胜持刀砍人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裁判核心观点如下：刘某胜掌掴黄某甲是引发后续冲突的直接原因，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黄某乙等人扇耳光系“一般争吵中的轻微暴力”，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刘某胜直接使用菜刀砍击头部要害，属泄愤而非防卫，超出必要限度。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某胜有期徒刑一年，判决已生效。
二、法理分析一：正当防卫的边界与“轻微不法侵害”的排除
正当防卫的核心前提是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刑法》第20条）。但本案裁判揭示了一项关键限制：并非所有肢体冲突均能触发无限防卫权。

1.“不法侵害”的实质判断
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需具有攻击性、紧迫性和一定危害程度。本案中，黄某乙等人扇耳光的行为，发生于情感纠纷引发的争吵过程中，属瞬时性、侮辱性动作，未持续威胁生命安全。法院将其定性为“轻微暴力”，本质区别于蓄意伤害的“攻击性不法侵害”。
2.滥用防卫权的典型特征
刘某胜从床上抽刀砍人，暴露出防卫意图的缺失，徒手耳光与持刀砍头之间无相当性；未尝试躲避或警告，直接动用致命凶器；针对已逃离者（李某某）追加伤害，背离防卫的制止目的。此类行为若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将助长“小事动刀”的恶性循环，违背立法本意。
三、法理分析二：民间纠纷中防卫认定的特殊考量
本案裁判要旨强调：对婚恋、家庭矛盾引发的侵害，司法需更严格审查防卫必要性，其法理基础有三：
1.过错归责原则的适用
刘某胜先动手殴打黄某甲，是矛盾激化的根源。法院明确指出其“重大过错”，这与正当防卫要求的“无辜性”相悖。传统法谚“洁净之手”原则在此适用：自身存在严重过错者，其防卫权应受限制。
2.社会伦理与比例原则的双重约束
家庭邻里纠纷中，当事人本可优先选择报警、撤离或求助第三方，如本案毛某某等人劝阻。裁判要旨特别强调“优先选择其他制止手段”，体现两点价值导向：

1.首先是伦理要求。亲友关系需留存和解余地，避免以暴制暴彻底撕裂社会纽带；其次是比例原则，防卫强度须与侵害可能性匹配。本案若刘某胜遭围殴或持械攻击，持刀反击或可成立，但徒手耳光显然不在此列。
2.司法政策与传统文化平衡。判决书中“契合我国文化传统”的表述，揭示司法对“谦抑性”传统的尊重。儒家伦理强调“讼则终凶”，倡导非暴力化解纠纷。现代法治同样要求：能用公力救济时，私力复仇必须退让。
面对家庭纠纷引发的冲突，应遵循“避让→警告→报警→适度防卫”的阶梯式反应。直接动用器械反击，极可能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