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律师应如何为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进行无罪辩护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长期存在争议，其与民事合同纠纷的界限需通过刑法教义学与实务经验综合把握。根据《刑法》第224条，本罪的核心在于行为人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及是否实施欺骗行为。然而，司法实践中常因证据链断裂或法律适用偏差导致案件被无罪化处理。张万军教授，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包头市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作为专注刑事辩护二十余年的法学教授与实务专家，以构成要件为切入点，结合刑事法理与实证规则构建无罪辩护逻辑。
一、无罪辩护基础：刑民界分的法理逻辑
刑法理论强调，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具有履约能力，且事后积极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则难以认定主观非法性。例如，《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需排除合理怀疑，避免客观归罪。
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的本质差异体现在：主观目的：前者以促成交易或获取履约利益为目的，后者以直接侵吞财物为核心；行为性质：民事欺诈可能伴随部分欺骗，但未根本否定合同履行基础，而刑事诈骗通常以虚假履约或逃匿为特征；法律后果：民事欺诈通过赔偿、违约金等民事责任调整，刑事诈骗则触发刑罚。

案例启示：在“彭某明、彭某辉合同诈骗案”（青刑终45号）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未虚构关键事实且持续履行合同义务，最终改判无罪。该判决凸显了刑民交叉案件中“履约行为”对否定犯罪构成的关键作用。
二、无罪辩护的体系化策略
（一）消解“非法占有目的”的指控
1.履约能力与行为的客观化证明
通过企业审计报告、银行授信文件、资产权属证明等书证，证明被告人在缔约时具备实际履行能力；履约行为：提交付款凭证、货物签收单、催款沟通记录等，还原被告人推动合同履行的积极态度。
案例参考：在“陈某合同诈骗再审案”（苏刑再终字第004号）中，法院认定陈某虽未完全履约，但其将回款投入生产经营并降价处理货物，表明无非法占有意图。
2.未履约的客观归因分析
若未履约系因政策调整、市场波动或不可抗力等外部因素，可阻却主观恶意。例如“杨某强案”（沪0115刑初1995号）中，法院采纳行业风险导致资金链断裂的辩护意见，排除刑事归责。
3.事后补救的效力强化
主动协商延期方案、部分退款或达成和解协议等行为，可反向证明行为人无逃避责任的主观意图。例如“曾某合同诈骗案”（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中，被告人虽更换联系方式但未隐匿行踪，法院据此否定逃匿情节。
（二）构建民事法律关系抗辩
1.合同真实性与意思自治
若合同条款系双方自愿签订且无关键事实造假，争议应归于民事范畴。例如“朱某卫案”（宣刑初字第47号）中，法院认为合同未将矿产储量作为定价依据，故储量争议不构成刑事欺骗。
2.行业惯例与风险自担规则
在矿产、房地产等领域，交易常伴随价格波动或信息不对称风险。若被害人明知风险仍缔约，则损失属于商业决策范畴。
3.刑民交叉的程序优先性
若同一事实已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可主张“先民后刑”原则。例如“刘某甲案”（津0116刑初89号）中，检察机关以民事判决未生效为由终止刑事程序。
（三）控方证据的实质性反驳
1.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弱化
针对被害人陈述或同案犯供述等主观证据，可通过客观书证，如资金流向表、履约记录证明其矛盾性。
2.关键事实的证伪
若控方指控虚构资质或项目，需通过政府批文、第三方评估报告等书证予以反驳。例如“陶某某合同诈骗案”（渝津检刑不诉2016
201623号）中，检察机关认可政府合作协议的效力，否定项目虚假性。
3.非法证据排除
对存在取证程序瑕疵的证据（如诱供笔录），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申请排除。
（四）技术争议的专业化应对
在涉及专业领域的案件中，可引入司法鉴定或专家辅助人制度。例如“彭某明案”中，法院采信地质专家意见，认定储量争议属于技术分歧而非刑事欺诈。
三、实务操作指引
（一）庭前准备：证据体系的精细化构建
调取关联民事判决、审计报告等第三方文件，夯实无罪证据基础；通过时间轴梳理履约过程，可视化呈现被告人履约诚意；申请证据保全，防止关键物证灭失。
（二）庭审攻防：聚焦核心争点
发问策略：通过询问被害人“是否知悉行业风险”“是否自愿接受合同条款”，揭示其自甘风险；质证逻辑：逐项质疑控方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与证明力；辩论焦点：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强化“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适用。
（三）程序权利的充分行使
申请关键证人出庭，直接质询控方指控的薄弱环节；在存在地方干预风险的案件中，及时提出管辖权异议；利用延期审理规则，为补充新证据争取时间。
合同诈骗罪的无罪辩护本质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贯彻。律师需以构成要件为标尺，通过证据反推、程序抗辩与理论阐释，将“事实存疑”转化为“法律无罪”。唯有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与实质解释立场，方能实现个案正义与司法公正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