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大同席某平订婚强奸案——订婚不影响强奸罪的认定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3年1月，山西省阳高县席某平与被害人吴某某经婚介机构介绍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双方约定彩礼18.8万元及婚后房产加名等事宜。同年5月1日，双方举办订婚仪式，席某平家支付部分彩礼及金戒指。次日，吴某某在席某平家中明确拒绝婚前性行为，但席某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过程中吴某某激烈反抗并造成身体损伤。案发后，吴某某报警并提交相关证据，公安机关通过现场勘验、DNA鉴定、通话录音等锁定席某平罪行。
法院审理认为，席某平违背被害人意志，使用暴力强行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尽管双方已订婚，但订婚不意味性权利让渡，被害人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且反抗行为贯穿案发全程，证据链完整。席某平二审期间拒不认罪，且其家属拒绝配合社区矫正，故不适用缓刑，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席某平强奸案》，入库编号：2025-02-1-182-002）
二、法理分析
（一）证据确实充分：从“孤证”到“证据链”的司法逻辑
本案中，法院认定席某平构成强奸罪的核心在于证据体系是否达到“确实、充分”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定罪量刑需排除合理怀疑，证据间需相互印证。本案证据呈现以下特点：
1.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相互补强
被害人陈述与席某平的供述在关键细节上一致，如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暴力手段。同时，本案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间接证据形成闭环。例如，床单上精斑与席某平DNA匹配，直接证明性行为发生；被害人手腕淤青与现场窗帘扯落痕迹，印证暴力反抗情节；席某平在通话中默认“强暴”事实，进一步补强了言辞证据的可信度。
2.医学鉴定对“处女膜完整性”抗辩的否定
席某平一方曾以“被害人处女膜完整”质疑强奸事实。对此，法院援引医学共识指出，处女膜是否破裂与性行为无必然联系，个体差异、行为程度均可能影响结果。这一认定符合科学原理，也体现了司法对被害人陈述的尊重——法律评价的是“是否违背意志”，而非生理特征的完整性。
3.“案发后表现”的辅助证明作用
被害人案发后冲洗身体、情绪崩溃、点火求救等行为，符合性侵受害人的典型心理反应。法律上，事后反应虽非直接证据，但能与案发时行为形成逻辑关联，辅助证明违背意志的持续性。
综上，本案证据从时间、空间、因果等多维度形成完整链条，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二）订婚关系与强奸罪认定：破除“风俗优先”的认知误区
本案另一争议焦点在于：双方已订婚，是否影响强奸罪的成立？法院明确指出，订婚系风俗行为，不产生法律上的性权利。
1.法律层面：婚姻与订婚的效力区分
根据《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本质是“违背妇女意志”，与双方身份关系无关。婚姻关系中的性权利亦非绝对，婚内强奸亦可入罪，更何况尚未登记结婚的订婚关系。本案中，法院严格区分“风俗约定”与“法律权利”，强调订婚仅是结婚意向的表达，不能推定女方对性行为的默示同意。
2.社会层面：对“订婚即同意”观念的纠偏
部分地区存在“订婚即夫妻”的旧俗，甚至认为男方支付彩礼后享有性权利。本案判决对此类观念进行了彻底否定。裁判要旨明确：“不存在所谓的‘订婚就有性权利’”，这对纠正社会认知、保护女性性自主权具有标杆意义。法律不应为陋俗背书，而是通过个案裁判推动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
3.司法实践：被害人意志的“动态判断”
本案特别关注了被害人意志的“事前声明”与“事中反抗”。吴某某在恋爱期间多次声明拒绝婚前性行为，案发时通过肢体反抗、语言拒绝明确表达抵触，事后亦无任何妥协表现。法院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审查，确认了违背意志的持续性，避免了“事后反悔诬告”的常见抗辩干扰。
（三）缓刑适用：认罪悔罪态度的实质性审查
席某平一方曾以“主动到案”“无前科”等理由主张缓刑，但法院最终未予采纳。这一裁判体现了对缓刑条件的严格把握：
根据《刑法》第72条，缓刑需满足“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无再犯风险、对社区无重大影响”四项条件。席某平虽主动到案，但二审期间拒不认罪，其父母亦拒绝配合监管，社区矫正机构评估认为其“无真诚悔过”。这表明，缓刑的适用不仅看形式上的“到案”，更需实质性的认罪态度与社会危险性评估。
此外，席某平母亲作为辩护人泄露被害人隐私，反映其家庭对法律的无视态度。法院对此予以训诫，重申了不公开审理案件的隐私保护原则，警示诉讼参与人不得滥用辩护权损害他人权益。
本案的裁判要旨与法理分析，为处理类似婚恋关系中的性暴力案件提供了清晰指引：证据审查需重“链”轻“点”，风俗习惯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缓刑适用须严格考察悔罪诚意。作为律师与法学研究者，我们期待此类判决能推动公众法律意识的提升，让“违背意志即是犯罪”成为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