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律师张万军教授：手机轨迹信息在“零口供”案中补强证明作用

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15年5月，被告人马某林将被害人沈某从甘肃临夏市载至和政县后，通过男扮女装、持沈某银行卡频繁取款28.4万元。沈某失踪后，警方在其归还的车辆附近发现其尸体，鉴定为机械性窒息死亡。马某林始终“零口供”，否认杀人。原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但检察机关抗诉后，再审阶段调取了关键电子数据——通讯基站记录的手机轨迹信息，结合其他物证，认定马某林构成抢劫罪，改判死刑缓期执行。
再审法院的核心裁判观点为：手机轨迹信息作为电子数据，虽不能单独定案，但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形成闭合证据链，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具体而言，手机轨迹显示马某林与沈某的移动路径完全一致，且在案发前后高度重合；结合银行卡提现记录、伪装衣物、藏匿赃款等证据，足以证明马某林为劫财杀害沈某。法院最终依据《刑法》第263条抢劫罪定罪量刑，体现了对电子数据补强作用的认可。
二、法理分析一：电子数据补强规则在“零口供”案件中的突破
“零口供”案件因缺乏被告人供述，证据链的完整性常受挑战。本案中，手机轨迹信息作为电子数据，发挥了关键补强作用，其法理逻辑可从三方面展开：
1. 电子数据的客观性与独立性
手机轨迹由通讯基站自动记录，具有生成过程的客观性。不同于证人证言可能受主观影响，电子数据通过数字化形式留存，能够还原案发时手机信号的时空轨迹。本案中，马某林与沈某的手机信号在案发当晚同步移动，且在抛尸地附近长时间停留，直接指向二人共同行动的事实。这种客观性使其成为补强间接证据的首选。
2. 补强证据的闭合性要求
刑事补强规则要求补强证据需与主证据相互独立且指向同一待证事实。本案中，手机轨迹补强了银行卡提现、车辆行驶记录等证据，形成“时空重合+赃款转移+物证关联”的闭合链条。例如，手机信号在ATM取款点与信用社附近的停留时间，与监控记录的提现时间完全匹配，排除了第三人作案的可能性。
3.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零口供”案件的难点在于间接证据能否达到“唯一性”结论。再审法院强调，电子数据与其他证据的印证需排除其他合理怀疑。例如，马某林虽否认杀人，但其男扮女装、销毁物证、伪造被害人存活假象等行为，均属犯罪预谋的自然延续，与手机轨迹反映的行动逻辑完全一致。这种证据间的“无缝衔接”，是定案的关键。
三、法理分析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边界与例外
本案改判也引发思考：在证据补强过程中，如何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需明确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边界。
1. 补强充分时，不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
存疑原则的核心是“证据不足时作有利被告推定”，但本案通过电子数据补强已实现证据充分。例如，马某林辩称“未与被害人同行”，但手机轨迹直接否定了这一说法；其家中藏匿的赃款、伪装工具等物证，进一步固化了抢劫杀人的动机。当证据链闭合且无合理辩解空间时，法院无需因被告人沉默而从轻。
2. 间接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可替代口供
有观点认为，缺乏口供的案件应严格适用存疑原则。但现代刑事司法中，间接证据的证明力可通过“高度盖然性”评估。本案中，手机轨迹的客观记录、物证的直接关联，以及马某林反常行为的逻辑自洽，共同构成“高度盖然性”，足以替代口供的证明价值。这与司法实践中“重客观证据、轻主观供述”的趋势一致。
3. 例外情形：对隐蔽性证据的严格排除
需注意的是，补强证据若为“根据口供提取的隐蔽性证据”（如根据供述找到的凶器），则因缺乏独立性不得作为补强证据。但本案中，手机轨迹、ATM记录等均独立于口供存在，且通过技术手段直接调取，符合证据合法性要求。这体现了对补强证据范围的合理限制，避免证据污染风险。
马某林案的改判，不仅是电子数据司法适用的典范，更揭示了“零口供”案件中证据补强的核心规则：通过客观证据的闭合印证，实现事实认定的唯一性。同时，本案也警示司法者，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并非“万能盾牌”，当证据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时，应坚决依法定罪量刑，维护司法公正与社会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