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纠纷引发的杀人案中的死刑适用问题

作者简介：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2020年11月，被告人侯某飞因怀疑被害人李某与他人存在暧昧关系，在安徽省淮南市某酒店房间内持水果刀捅刺李某颈部致其死亡，后自杀未遂。次日，侯某飞主动联系酒店前台报警，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经查，侯某飞曾于2015年因破坏电力设施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2019年刑满释放。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侯某飞构成故意杀人罪，且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则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改判核心理由包括三点：其一，本案因婚恋矛盾激化引发，区别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恶性杀人案件；其二，侯某飞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其三，累犯与自首并存时，需综合犯罪起因、手段、前科性质及悔罪态度审慎量刑。（入库编号：2025-04-1-177-003，人民法院案例库：侯某飞故意杀人案—法定从重、从宽处罚情节并存情形下的死刑适用）
二、刑事法理分析一：婚恋纠纷案件中“慎用死刑”的司法逻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审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正确适用死刑问题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因婚恋、家庭矛盾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若被告人存在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一裁判规则的核心法理在于：社会危害性与主观恶性的双重限缩。婚恋纠纷案件具有特定性和偶发性。犯罪行为通常针对特定亲密关系人，且多因情绪失控引发，与针对不特定对象的预谋杀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本案中，侯某飞与李某系恋爱关系，矛盾源于情感猜忌，单次捅刺的犯罪手段未超出普通伤害范畴，区别于虐杀、分尸等极端手段，客观危害性尚未达到“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标准。
 累犯虽表明被告人再犯风险较高，但自首、认罪认罚等情节可部分抵消其负面评价。侯某飞案发后主动报警、如实供述，表明其悔罪意愿较强，且未逃避法律制裁。结合其前罪与现罪（故意杀人罪）性质差异，其人身危险性并未达到“必须立即执行”的程度。
 死刑的适用需兼顾报应与预防功能。对婚恋纠纷案件“慎杀”，既是对被告人改造可能性的认可，也有助于修复社会关系。若对侯某飞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能激化双方家庭矛盾，而缓期执行并限制减刑既能实现惩戒，又为矛盾化解留有余地。
三、刑事法理分析二：从重与从宽情节竞合下的量刑权衡
  本案的典型性在于累犯与自首的并存。司法实践中，此类情节竞合需遵循“先从严、后从宽”的阶梯式评价规则：
  累犯制度旨在强化对再犯者的威慑，但前罪与后罪的关联性影响量刑权重。侯某飞前罪系财产犯罪，与故意杀人罪无直接关联，其主观恶性的递进性较弱。相较之下，若前罪为暴力犯罪，则累犯情节的从严力度显著提升。而自首不仅是法定从轻情节，更是人身危险性降低的直接体现。侯某飞在自杀未遂后主动报警，避免了证据灭失或侦查资源浪费，其自首的主动性与彻底性较强。
 本案中，考虑到侯某飞有累犯的从重处罚情节，且实施的系故意杀人犯罪，若单纯判处死缓则刑罚偏轻，因此，法院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这是平衡“慎杀”与“严惩”的关键举措。根据《刑法》第50条，对累犯且判处死缓的罪犯限制减刑，可确保其实际服刑期接近无期徒刑，通常不少于25年，既避免刑罚过苛，又防止减刑滥用。
 侯某飞案折射出婚恋纠纷案件死刑适用的复杂权衡。司法机关通过改判死缓并限制减刑，既严守“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分子”的底线，又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导向。对于公众而言，此案亦具普法意义：情感冲突绝非暴力犯罪的借口，但司法理性始终在个案中寻求情、理、法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