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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中的产权与投融资关系研究

发布日期:2021-08-07    文章来源:互联网
论文摘要:乡村旅游投融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来源的问题,也是一个旅游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不同的投融资方式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不同的制度绩效。本文在产权制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政府主导投资模式和企业投融模式所产生的“公共地悲剧现象”和利益冲突的问题,通过调研“美丽南方”忠良景区各个阶段的投融资方式,提出大力发展股份合作制,以协调各方的利益,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论文关键词:乡村旅游,投融资,产权理论


一、引言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1]。近几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迅速发展,积极探索和创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采取有效措施加快乡村旅游的发展,既可以阻止农业衰退,又能促进农民收入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加快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各地在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多种投融资方式和营运方式,按照投资的主体划分,我们可以将目前的开发运营模式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政府主导型:政府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法学论文,加强旅游景区营销宣传,甚至直接参与旅游景区景点经营;其二,企业主导型:企业出资对农户进行培训,并制定相关的规定,以规范农户的行为,保证接待服务水平,保障公司、农户和游客的利益。其三,农户主导型:由于农户对企业介入乡村旅游开发有一定的顾虑,部分农户通过自筹资金开发和经营旅游景点,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些投融资方式解决了开发初期的资金制约问题,建立了新的乡村旅游产权关系,一旦出现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冲突现象在所难免,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选择合适的乡村旅游投融资方式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它是确实参与开发的主体以及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基础,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获得资金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重点。Rita-Jean Browne等(1989)揭示了美国西部印第安人保护区在政府资金支持下逐步实现自我所有、自我经营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李平(2003)提出筹建旅游发展基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以“拨改贷‘的形式纳入基金,并采取有偿使用、滚动发展的办法,向旅游系统内的各单位征收旅游发展基金怎么写论文。刘莹(2006)建议在稳定传统的政府投资、银行贷款、资本经营、外商投资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旅游开发期权合约、资产证券化、PPP融资、旅游产业基金和旅游风险投资等创新金融手段拓展旅游融资。吴军(2009)认为增加乡村旅游业的金融资本支持,主要可以通过加强政府在旅游业融资中的主导作用和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鼓励全社会参与投资,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各种经济成分参与旅游业的开发和经营一些旅游产业的开发[2]。

但也有观点认为多方参与未必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陈腊娇(2005)以浙江金华市为例,指出古村参与的两种经营模式:政府金资经营的公有模式和村民自主经营模式,前者具有较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后者能得到村民的积极配合和支持。梁德阔(2005)在对西递、宏村的经营模式的研究中指出,当前西递村的旅游发展的经营模式是村办的乡镇企业,以村委会和街道办为主体法学论文,虽然公司采用市场化运作与标准化管理,但忽视了村民的合法权益,将社区边缘化,导致企业与村民矛盾尖锐。Anna Spenceley(2002)在对南非洛克泰尔湾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经营模式中指出,当地居民持有的旅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股份与其它股东相比仅是很小的部分,并且其股票份额由代表作为社区保护信托基金会商业机构成立的盈利性公司指定,居民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3]。

而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出发,持相反观点的研究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开发的主体地位,高军波(2006)指出,开发资金既然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支出,那么收益除了收回投资和满足旅游区正常运转支出之外不应有赢利。在实际的乡村旅游开发中, 政府直接从事旅游市场的经济活动, 成为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使社区和农户成为当地旅游开发的旁观者, 很难享受到旅游开发成果, 却要承担旅游开发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高元衡(2004)认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协调好政府主导发展旅游的职能与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之间的关系,退出市场经济中参与者的角色, 专心营造和培育适合乡村旅游企业运作的市场环境。规范乡村旅游企业行为, 实行市场准入制度,加强税收征管。

为了揭示各种投融资机制对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有必要从投融资结构所形成的产权结构的角度对这一富有争议性的问题进入深入的分析。在已有的文献中,杨晓霞(2004)把主要精力放在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的利弊和如何实现上,忽略了对旅游产权制度调整过程中引起利益相关者行为变化及原因的深入分析,鲁明勇(2009)仅仅列举了投融资中的各种问题,并未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上论文的研究方法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相关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将引入产权理论分析各种投融资机制的产权结构以及制度绩效,运用案例研究法对各种投融资体制对乡村旅游影响进行研究。

三、研究路径

本文采用被罗马法和普通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及现行的法律经济研究基本统一的产权定义: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由物的存在及关于物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认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法学论文,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4]。产权制度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而其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有关财产归属主体性质的制度,因此,可以将产权分为三种类型:私有产权、国有产权、公有产权。产权制度关科当事人切身利益,同时,它对人们行使财产权利的行为做出规范,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得以有序运转。

产权的具体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界定财产权利的归属和财产权利运作主体怎么写论文。通过乡村旅游社区内部资源的归属和相关利益主体经济关系的明晰,可以实现各个利益主体的权、责、利的高度统一,确保经济有序发展;(2)产权制度为人们实现合作和契约签定及执行创造条件。为了使经济活动得以有序、高效进行,需要分工合作,而分工合作过程中的协调性制度是最根本的产权制度;(3)产权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外部效应。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经济主体的活动会给其它人或组织造成有益或者有害的影响,解决外部效应的最好办法就是进行产权界定,然后由利益相关者通过价格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本文将运用产权制度的基本理论,建立一个乡村旅游投融资的“投融资结构—产权结构—经济行为—制度绩效”的分析框架,以分析解释乡村旅游投融中出现的问题。

四、产权视角下“美丽南方”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一)“美丽南方”乡村旅游简介

“美丽南方”景区座落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石埠乡忠良村,乃著名壮族作家陆地创作《美丽的南方》的诞生地,全村1780人,人均耕地面积0.7亩,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地区。忠良村距市中心25 千米,在村村通公路的政策支持下,进村的道路已经完全实现硬化,自市中心驱车前往只需1~2 个小时车程。 2007年,忠良村成为南宁市西乡塘区重点打造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为了培育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在无山无水,背靠泥坡的情况下,依靠种菜种稻谷,依靠农家饭等来吸引顾客,以“领略自然田园风光与运动健康”为主题,村民开发了各种农家乐、农业旅游观光项目法学论文,以增加乡村旅游收入。目前忠良村尚有20家农家乐,规模最大的投资达10万以上,平均投入在4万元左右,生意红火时农家乐的收入可达10万以上。

对乡村旅游是研究注重田野调查,强调对任一现象的判断都要建立要实践的基础之上。所以,本文中的一些判断和结论源于笔者暑期与广西南宁“美丽南方”忠良景区农民的共同生活,首先采用座谈会的方法了解“美丽南方”开发的各个阶段和开发层次,其次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了解当地村民对乡村旅游的态度及原因。

(二)美丽南方的发展阶段

“美丽南方”忠良景区最初引入的是成都模式,制定的是以农业观光带动生态村建设的方针,发展农业观光项目,同时,游客可吃农家饭,住农家,品尝鱼生、狗肉、八宝饭等风味,尽情感受乡村风情。由于各种投融资主体所形成的产权结构不同,造成管理模式不到位,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政府主导下出现“公地悲剧”(2003~2005)

英国科学家哈丁首次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并通过形象的例子对此加以解释:假设有一片公共牧场可供牧民们自由放牧,在缺乏使用限制机制的情况下,每个牧民所做的决策总是尽量多地放牧或者延长放牧时间,直至放牧总数超过草地的承受能力。结果草地逐渐耗尽,而牧民也无法继续在该公地上放牧和得到更多收益,这时便发生了“公地悲剧”。

在开放型乡村旅游目的地中,“公权”与“私权”混杂,导致乡村旅游资源的产权属性是复杂的。其中,房产及家庭生活是私有产权,而乡村文化、当地整体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乡村旅游品牌等都是相关主体共同使用的公共产权,他们中的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这些资源为自己服务,但都无权排斥其他成员行使同样权利。这显然符合产生“公地悲剧”的客观条件[5]怎么写论文。

在“美丽南方”农业观光项目最初的发展中,政府的积极引导与大力的资金与技术的扶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从03 年以来到05年,共已投资了89 万用于建设村里的各种旅游设施法学论文,比如篮球馆、游泳池、污水处理、排放工程、钓鱼平台等,基础设施也基本齐全。主要景点石埠现代生态农业观光园、石埠万亩甜瓜园、石埠百合花基地、红地球葡萄园和南方百果园街等也是通过政府引进生产技术对农户的种植进行指导,比如百合花基地,从百合花的种子精选、消毒、播种、种植等都是一整套完善的生产技术,正因为有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良好的生产条件,百合花基地产值可达1. 2万元以上,亩纯收入可达8000 元以上。

乡村旅游资源位于乡村,在开发之前,其资源的占有权、使用权归村民所有,根据我国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资源的所有权都属于国家或集体,政府和村民者有权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在“美丽南方”开发的初期,政府无疑是投融资的主体,轰轰烈烈的政府投资为“美丽南方的开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由于政府是公共部门,因此,其投资所建立的基础设施便具有了公(共)有产权的性质,农村并不像城市一样具有环卫工人,政府投资建立的旅游景区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卫生状况不好,存在“脏、乱、差”现象,游览道路上有污物等,有碍观瞻,游客望而却步或者“捂着鼻子匆匆过”。政府投资建立的农业观光基地对所有开办农家乐的经营者都是免费开放的,践踏农作物的事情时有发生,百合花和果树由于游客采摘而失出美感,使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失所望。而村委会对于发展乡村旅游没有任何经验与知识准备,权责与乡村旅游发展情势也无法匹配,缺乏管理所需资金、相应人力与能力,缺乏利益协调和资源调配的机制。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愿对公有的财产进行保护法学论文,“公共地悲剧”便发生了。
2. 企业主导下的利益冲突(2005—2007)

由于乡村旅游开发资金的短缺和村民经营管理水平的短缺,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或变化的激励,引进资金和管理,变得相当迫要。这时富有资金的企业,可以有两种手段进入乡村旅游:一是通过买断经营权的形式,由民营企业进入乡村旅游开发,在买断经营权的持续期内,企业获得资源的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由于专业化的旅游企业经营,可以使目的地型乡村旅游景区获得跨越式发展,在极短的时间内搞活旅游市场。二是通过与当地政府、村集体或村民协调,合作开发乡村旅游,企业以资金和管理为股权,政府、村集体、村民或以资金、资源、劳力或其它服务为股权,采用股份制开发,这时,企业与村民将按股分在合作期内按比例共享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2]。

鉴于政府持续投资的压力之大,2005年忠良村开始与南宁市的旅游公司合作,形成以外来投资者为主导的制度模式,旅游公司从农村社区外部带来旅游开发的资金,以资金输入的形式获得乡村旅游资源使用权。许多外来投资者与当地居民形成“景区公司+ 农户”的旅游产业组织方式,即外来投资者负责景区建设、宣传促销、景区管理,农户从事餐饮、住宿接待。这些外来投资者往往具有较强的资金和人才实力,组建景区开发公司,对农家乐的从业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使得之前的“公共地悲剧”现象得到改善。但是部分外来投资者为了提高竞争力,盲目化大本钱改善硬件设施,如购置卡拉OK、游戏机等,房屋过分装修,向豪华宾馆的客房装修看齐,接待设施建设陷入了城市化的误区法学论文,反而使那些来忠良村体验农村生活的旅游者失望。而且现代化设备的引入带来了负的外部效应,例如,卡拉OK给游客带来了乐趣,但巨大的噪音破坏了乡村的宁静,给附近的居民的生活带来的了不便,以致出现邻里关系紧张的局面。旅游公司获得了利润,却给农民留下了难题怎么写论文。

乡村旅游活动涉及到的旅游资源包括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域,甚至未利用土地等土地利用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土地在农民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 出产不同的农产品。当这些土地被用作旅游资源成为乡村旅游活动的对象时,就不再仅仅是农业生产的对象, 同时也成为旅游产品的核心构成要素。级差地租是由土地的自然禀赋差异导致的,土地在选择不同的利用方式时其等级也就不同,支付的级差地租也就不应相同[6]。但是旅游公司在取得“美丽南方”忠良村的土地的使用权时并非按照土地作为旅游资源来支付使用费的,则仅仅支付土地作为农业生产用地功能的使用费,而且是很低廉的使用费。本应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级差地租被景区(点) 企业无偿占有了。此外,一些旅行社凭借客源垄断地位和市场化运作的经验,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借此获得了超额垄断利润,损害了与其合作的农户的利益,农户们纷纷放弃了与外来投资者合作的方法。

3.农户自筹资金的股份合作制(2007至今)

在对社区各个利益主体进行产权界定、明晰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如果权过大,而没有相应的责任、义务以及对应的利益回报,只会造成职权泛滥而不经济,如果没有权与利,人有责任,只会造成利益主体的回避,如果有权有责而无利,则完全依托利益主体的“兴趣”行事。就乡村社区集体经济而言,实行股份合作制比较适宜。股份制是指按照一定的法规程序,把拥有不同生产要素(资金、技术、土地、管理技能等)的各个所有者以投资入股的方式(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折算为资产)法学论文,把所拥有的生产要素集中起来,对生产要素实行联合占有使用,从事生产和经营,并按投资入股的份额参与管理和分配的一种组织形式财产制度[3]。

股份合作制是以合作制为基本原则,以共有产权为基本产权关系,吸收了股份制的适用规定而形成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明确了资金的联合,明确了按资分配,使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产权份额。实行股份合作制,有利于实现“无差异共有”向“差异性共有”转变,建立“劳合”和“资合”两结合的产权制度,将“无差异性共有”界定为“差异性共有”,能够较好地将产权明晰到社区居民个人,真正确立社区居民的产权主体地位;可以通过股权设置和产权界定,相对民主和实事求是地解决乡村集体资产的归属和产权保护问题,尤其是共有资产的控制与社区居是权益的保护问题[7]。

2007年以后,“美丽南方”忠良景区的农户开始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乡村旅游开发,在社区居民参与的股份制经营模式中,社区居民通过其拥有的资金、房屋、劳动等生产要素成为农家乐的股东。在乡村旅游的开发中发,通过“我出房子,你出资金;你拉客来,我做饭菜……”等形式扩大乡村旅游的受益群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规模最大的美芝农家就是通过四兄弟集资改造而成的,现年收益已达到10万元左右。

五、结论与建议

乡村旅游投融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资金来源的问题,也是一个旅游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不同的投融资方式决定了产权的制度绩效。乡村旅游的开展是依托社区进行的,社区是旅游活动这一复杂体系的重要载体,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农户自筹资金的模式,这些投资主体构成了旅游产权制度的利益相关者怎么写论文。乡村旅游开发前,资源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法学论文,政府和村民者有权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由于旅游资源具有社会公共属性,政府投资建设的旅游景点易引发“公共地悲剧”,造成无人管理的混乱局面。企业可以通过买断经营权等方式,从集体或者农户手中获得了资源的处置权和经营权,但在企业主导的投资模式下,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极有可能牺牲社区农户的利益,使社区农户被动地承担了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股份制建立的产权制度兼顾了三者的利益,是发展乡村旅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种投融资模式,股份制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引入,可以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注入新的血液,使“共赢”充满活力。然而,“美丽南方”等景区股份制经营模式在旅游社区发展中还有部分可以改进的地方。

(1)政府要转变职能,对资金的投入加强引导

虽然政府投入过多极易产生“公共地悲剧”现象,但是政府的投资在发展乡村旅游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无可质疑的,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应充分发挥资金投入的导向和管理作用,集中有限的财力,投资建设乡村公路、乡村通讯信息化和水利电力设施。同时,也该从具体的旅游景点的经营业务中退出来,将经营权交给私人部门,以激励其积极性。同时,建立乡村旅游发展专项基金,扶持乡村旅游专业户,为他们提供优惠贷款,通过制定减免税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本的投资,形成多渠道的旅游开发融资体系。

(2)加速机制创新和组织创新

虽然农户自筹资金所建立的农家乐也能实现盈利,但是个体经营始终是势单力薄,农户所能筹到资金是非常有限的法学论文,按传统小农经济的思想经营势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可以借用“公司加农户”的组织创新模式,采取股份合作制的运行制度,在经营机制上,要通过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合理界定旅行社、乡村旅游景点、农家旅馆等乡村旅游市场运作的各相关经营主体的贡献和风险。同时,采取旅游事务公开的方式,开辟旅游事务专栏, 及时发布旅游开发中的一些重要事情,通过市场化、透明化等手段调整各方的利益格局。

(3)建立科学的股权评估体系

采用股份经营方式可以尽可能多的吸纳居民手中的闲余资金,但是由于大部分居民手头并不宽裕,因而应鼓励社区居民以多种形式替代资金入股。例如,乡村旅游中的民俗文化与风情的展示者—社区居民,也是社区人文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当允许村集体和村民可以以资源产权、乡村有形或无形文化、劳动力折价作为股份投入。目前对这几部分的价值评估尚未科学的体系,应当总结股份制经营成功的乡村,建立科学的股权评估体系,处理好村民个人与村集体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邹宏霞:对湖南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6)
[2]鲁明勇:乡村旅游投融资及利益分配研究—以湘西自治洲为例[D].长沙:湖南农业大学,2009年
[3]张荔榕:旅游社区参与的股份制经营模式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8年
[4]傅向阳:基于产权理论的草原旅游资源经营方式初探—以内蒙古为例[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8):107—111
[5]池静.崔凤军:乡村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公地悲剧”研究—以杭州梅家坞、龙坞茶村、山沟沟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6(7):17—23
[6]高元衡:阳朔乡村旅游发展中各方利益分配问题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2):58—62
[7]王昆欣.周国忠.郎富平:乡村旅游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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