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刑事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刑事诉讼参与人诸多诉讼权利，实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性，要求确保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只有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尤其是被告人、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体现刑事诉讼法的公正性。现谈谈对被告人和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几点看法。

    一、转变执法观念，贯彻“疑罪从无”原则。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一直偏重于惩罚犯罪的价值取向，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重视不够，很多执法人员的思想方法和思维习惯并没有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重打击、轻保护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长期盛行。然而，人类社会向文明进步的表现之一是对人权的尊重，不仅是对社会中守法公民之权利的尊重，而且包括对那些违法或者可能违法的人的权利的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坏人”权利的尊重比对“好人”权利的尊重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因此，我们在刑事司法活动中要加强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中，公正与效率可能发生冲突，绝不能以效率牺牲公正。刑事诉讼中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基础。

    二、确保被告人的知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回避权、辩护权、最后陈述权、对自诉人提起反诉权、申诉权等。但是一定要先让被告人知道他拥有这些权利。被告人基本的诉讼权利不能被剥夺，只有确保被告人的知悉权，才能使被告人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让自己的意志得到承认和尊重，使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诉讼主体，从心理上接受司法机关所作的决定，承认裁判的公正性与合理性，改变过去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在自诉案件当事人之间充分进行调解。在办案实践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私了”的事情，特别是故意伤害（轻伤）等侵犯人身权利的刑事案件。在很多轻伤案中，被害人已经因为他人的犯罪行为蒙受了肉体损伤之痛苦，还要承担医治伤病等较大额费用的经济损失。虽然从法律上讲，被害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经济损失，但是实践中，很大部分的被告人家徒四壁，无财产可供执行，结果往往是被告人被定罪判刑，投入监狱服刑，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就使得被害人被迫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私了”，以换取经济赔偿；而被告人也会竭尽全力筹借现款以“消灾”。不仅在故意伤害（轻伤）案中存在这些现象，其他自诉案件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通过对大量自诉案件的分析就会发现，许多当事人之间是邻里关系，甚至是亲属、亲戚关系，他们往往因为日常琐事或者微小利益发生纠纷，事后多有畏惧、后悔之意，其主观恶性远小于那些恣意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因此，在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应当从实际出发，在自诉案件当事人之间充分进行调解。只要被告人能够全部退回被害人财物或者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就可以对其从宽处罚。

    四、防止被害人在诉讼中再次受到侵害。被害人是犯罪的受害者，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其要重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让被害人、社会公众真实的感到正义的存在，司法人员应当充分认识保护被害人权利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保护被害人权利的法律意识。在我国，被害人陈述是证据的一种，所以，刑事诉讼中需要对被害人进行询问、核实和收集证据。询问被害人次数不宜过多，否则，容易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反感，询问方式、语气要妥当。在一些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件中，被害人往往不愿意再回忆和提及被害经过，所以对司法人员的询问持消极态度，如果不注意方式、方法的反复询问，次数过多，极易使被害人在诉讼中精神上再次受到伤害。防止被害人在诉讼中再次受到侵害，应由专门的有经验的办案人员进行询问，询问女被害人尽可能由女办案人员询问，采用安抚、疏导、同情帮助的办法对待被害人，注意保护被害人的隐私和名誉。

    五、把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放在重要地位。我国对被害人受到的犯罪行为侵害的损害赔偿，采用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因被告人没有赔偿能力，结果往往是被告人被定罪判刑，投入监狱服刑，而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却得不到赔偿，这样的结果，被害人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一个国家对被害人遭受损害的赔偿，只是局限于犯罪人或者其他责任人进行赔偿，则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在许多时候就会落空。如果犯罪人本人没有任何赔偿能力，国家应当尽可能使有赔偿能力的与犯罪人有某种关系的人，合理地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必要时，国家应当对被害人采取补偿以减轻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我国对被害人受到的犯罪行为侵害的损害赔偿范围，限于被害人直接遭受的物质损害，而对受到的精神损害不在赔偿之列。笔者认为，对被害人的赔偿是对被害人权利的重要保护，我们应考虑适当的由国家进行补偿和将精神赔偿列入赔偿范围，建立相应的救济被害人的专门机构。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确保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实现，有助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诉讼程序乃至国家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对社会的稳定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马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