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面前“官民不平等” 起刑点歧视为何能成为法律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以5000元为起刑点，而普通公民的盗窃罪则以500元为起刑点。就此，反腐专家王明高近日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在同样数额下，贪污受贿罪犯罪人比盗窃罪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与主观恶性更大，如果前者的起刑点还高于后者，显然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显示出刑法面前“官民不平等”的倾向。

　　这个话题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如果不是有专家把贪污受贿和盗窃看似风马牛的两宗罪，从众多法律条款中单列出来，并案比对，凸显出荒谬不公，孤立地看两罪的起刑点，可能多数人如我一样，并不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情理。这早已是人们常识的一部分，不然何以变成白纸黑字的法律？

　　说贪污受贿犯罪起刑点高于盗窃犯罪不合情理，不仅因为二者在中国《刑法》中都是财产型犯罪，而且因为贪污受贿本质上也是盗窃，是盗窃公有财产的犯罪。显然不能因为二者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是普通公民），而厚此薄彼，网开一面，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

　　这“显失公平”的起刑点之所以能积非成是，成为人们认识上的盲区，大抵是因为，盗窃犯罪所侵害的对象是“具体”的人或机构，而贪污受贿行为侵吞的是公共财物，虽然受损的是全体利益，但其侵害程度却被广众“摊薄”，再加上公民纳税人意识先天不足，民不举官不究，官不举民不究。也正因此，贪污受贿往往涉案金额巨大，上海社保大案就是一例。但不能因为贪贿涉案金额大，就水涨船高，提高起刑点。法律“扶弱抑强”才能有利社会和谐，在强者和弱者之间制定有利于强者的入罪标准，只能走向公平的反面。一个恶棍做了坏事能被理解，而平素清白的人一点小错就让人无法忍受，正说明歧视、欺凌弱者是人性劣根。

　　起刑点歧视能够成为法律，还与贪贿行为有一套完整的“避刑系统”有关。一个国家工作人员贪贿金额不足5000元，虽能逃避法律制裁，却可能受到其所供职单位内部的警告、记过、降职、免职、开除等党纪、政纪处分。这些“内部法”代行了部分刑法的职能。在一般人眼里，用“断送前程”的代价折抵一部分刑期，是“罪有应得”，也算是对利益受到侵害的公众的一点心理补偿。而小偷因为没有这层“马甲”，就要直接面对法律之剑的锋芒了。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刑罚和职位的换算关系，坊间流传的“段子”早就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探究起刑点歧视现象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还会发现它与历史上一些根深蒂固的“潜规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就是官官相护、刑不上大夫、窃钩者诛；在西方国家就是“偷一条铁轨的进了国会，偷一只路钉的进了班房”。

　　以前有论者说应该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尽管论据充分，言之成理，但老百姓自有朴素的看法，凭什么你拿5000才犯罪？别人拿500就要坐牢？这和现在仍在适用的城市、农村死亡补偿金“同命不同价”的歧视有什么区别？法律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正是犯罪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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