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效力还要看制度的后续表现

　　辽宁省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因对群众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日前被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行问责，责令其辞去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其中责令其辞去市长职务，将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这是自2009年7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以来，公众在公共信息层面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官员被问责案例，一定程度上既具有范本价值也不乏剖析意义。

　　事实上，根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除了孙明所陷入的“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问责情形外，还有其他六种情形需要实行问责。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近一年来，各地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案件，而公开被问责的干部却相对较少。因此，从某种角度来看，问责制的落实需要进一步加强。

　　联系新闻，我们看到，大批民众在庄河市人民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但遭到拒绝。这一事件经由网络发酵，不只是“造成恶劣影响”，也给庄河市后续处理这一事件带来了极大难度。由此，孙明被问责，到底是由于暂行规定的问责规则在发挥效力，还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种“应变方法”，就很值得探究。

　　其实，大批民众悲怆的一跪，并非要跪掉一个或者一批官员，而是要揭开基层干部涉嫌腐败的黑幕，让现实问题得以解决。以此来看，问责官员仅仅是处理这一集体上访事件的第一步，更为实质的问题是大批民众所反映的基层干部腐败问题，能否查清并且严肃处理相关当事官员，给民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和回应。因此，能否整饬和肃清当地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可以被看作问责市长到底是出于暂行规定的制度效力、还是只是实现一时稳定的权宜方法。如果对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整肃不力，那么问责市长不过是平息汹汹舆论的一种方法，以此来让有关部门尽快走出舆论聚光灯照射范围，从而息事宁人；相反，唯有严肃查处涉嫌腐败的基层干部，才能表现出问责市长是出于制度规范应有的效力。

　　同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同时，今年4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也规定，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因此，问责市长到底是制度使然还是权宜选择，从其日后的任用情况也可以做后续观察。

　　总的来说，问责制是项好制度，但是，自其面世之日起，人们即存在着种种担忧，主要是担心存在“选择性问责”或者其成为敷衍舆论的工具。假如，真如坊间所忧虑那样，那么问责制最终将沦为形式。而唯有越来越多的问责案例，是出于对法规条例、规章制度的敬畏，是出于制度规范的不二选择，问责才能成为常态，问责制才能真正发挥效力。

燕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