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迹鉴定不能承受之重

发布日期：2014-03-29 作者：何晓微律师

笔迹鉴定不能承受之重

时间:2007年02月28日 00时31分作者: 刘品新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笔迹鉴定是一门古老而精深的学问，能够洞察细微而将笔下乾坤大白于天下。近现代以来，由于得到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指导，加上显微镜等科学仪器的广泛使用，笔迹鉴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人类司法证明领域的重要武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些大案要案都常常有文检专家一显身手。
十年前香港始发的龚如心媳翁“世纪争产案”便是一例。该案涉及遗产之多、用时之长、耗费之高，为全世界司法界所罕见。其实，审判中的法律争点很简单，就是龚所持的１９９０年遗嘱是否真实。为此，诉讼一方委任香港、加拿大和美国的三位“国际级”文检专家出庭，另一方则聘请国内首屈一指的三大权威出面。由于两方的鉴定结论截然相左，专家们都在充分准备后走上法庭，接受旷日持久的尖锐质询。
东西方鉴定人的这场顶尖“出场秀”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鉴定结论的采信情况则颇具戏剧性。一审、二审法官否定了内地专家的意见，个别法官甚至妄说他们是龚请来的“三位枪手”。而到三审终审，终审裁判实现了大逆转，法官判决原文为“不能判断签名的真伪，不能证明遗嘱的内容是假的”。这虽不是直接肯定内地专家的鉴定意见，但该意见所起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有媒体评论说，内地专家是在为国内文检界的名誉而战。确实，在这一特别而普通的案件中，他们展示了崇高的品格和精湛的技术！
我国物证技术学创始人徐立根教授位列其间，他以近８０岁的高龄长年辗转于粤港两地，劳苦功高。这一点，作为学生的我比一般人更清楚。论辈分，徐老是我的师爷；论工作，徐老是我的业师，我有幸经常得到他手把手的指导，也成功地作了些笔迹鉴定。一来二去我“熟通”了笔迹鉴定的基本知识，体会到了其中的苦与乐。在龚案尘埃落定时，我曾特别想聆听徐老一辈子作鉴定的感悟。这一愿望，直到年前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找徐老拍片，才得以实现。
一日晚上，我和夫人去拜访徐老，我们的话题从近年来的笔迹鉴定“热”和龚案之类的名案谈起。他讲述了鉴定生涯中遇到的许多故事，重申了鉴定的诀窍在于“精益求精，止于至善”。之后，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笔迹鉴定将何去何从。看得出来，他对此有着长期的思考，且对我国笔迹鉴定的新近变化有着深深的忧虑。
忧虑之一是笔迹鉴定的泛化。当前司法实践中，许多法官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裁判的职责，动不动就找专家鉴定。譬如，有一起１００万元的借款案，法官完全不考虑当事人的身份、借钱的缘由与过程，也不考虑１００万元现金这么大一捆钱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当事人之间又是怎么交接的，而一味地交由鉴定借条的真伪。法官以为只要有鉴定结论就万事大吉，到头来却陷入“多头鉴定”、“反复鉴定”的尴尬局面。在一些非诉讼活动中也出现了动辄鉴定的苗头。如各级教育考试部门组织考试抓作弊，处理前要对试卷进行笔迹鉴定；公证部门办理文书类的公证手续，也愿意求助笔迹鉴定；工商部门查违法交易，公安机关立诈骗刑案，银行部门发放信贷，都不忘先搞笔迹鉴定……不是身处实践第一线的人，很难想象某教育考试中心一次就能送出５００多份要鉴定的试卷。超常的业务膨胀让有限的鉴定资源日益不堪重荷。
忧虑之二是笔迹鉴定的竞技化。笔迹鉴定在本质上是经验型的比对科学，离不开真实可靠的样本，更离不开鉴定人对书写规律的精准把握，然而在我国却遭受司法竞技主义改革之害。例如，当前流行“菜单式”的鉴定委托，即由当事人选择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并合意确定检验样本，这往往意味着给什么就做什么、做出什么就算什么，而实践中提交假样本、篡改样本的情况已经不再是新闻。又如，有的地方倡导设置委托鉴定的所谓“防火墙”，由专职机构而非审案法官负责对外委托鉴定工作，这就出现了审案法官不参与鉴定、委托鉴定的法官不审案，以至于无人对鉴定的客观性负责的情况，且人为地割裂了审案法官同鉴定专家间的必要沟通。特别是在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单列后，国内一下子涌现出很多的“商业化”鉴定机构，笔迹鉴定中各种不正常现象也更容易滋生。
同任何其他鉴定一样，笔迹鉴定决不是万能的。它是借助科学为司法活动查明案件事实服务的，泛化和竞技化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异化。若不及时加以关注和制止，笔迹鉴定就有可能沦为一些人谋求诉讼中非法利益的“暗渠”。未来的笔迹鉴定体制改革将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我们要积极呼吁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推动民众在要式文书上加盖指印，以弥补光签名的不足。”徐老告诫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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