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枪到一针看中国法治的进步/陈杰人

从一枪到一针看中国法治的进步

陈杰人

　　近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我国将全面推行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的消息。这个消息在让民众感到新鲜的同时，也让法律工作者们感到了欣慰。同样是依法剥夺罪犯的生命，用注射方式取代枪决的办法，体现了我国对包括罪犯在内的一切人的尊严的重视和法治的进步。可以说，从一枪到一针，变化的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观念。

　　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的血亲和氏族复仇，泛滥于奴隶社会和残暴的封建社会及教会统治时期，自17世纪以后，随着启蒙思想的勃兴，死刑开始受到限制，并由此引起了数百年的关于死刑的存废之争。到当今社会，限制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

　　伴随着死刑的历史发展轨迹，死刑的执行方式也经历了简单——复杂又残暴——文明的历程。在古代死刑泛滥的社会，死刑的行刑方式有多种多样。从中国商代的炮烙之刑、让死囚承受千刀之痛的凌迟处死、罪犯受刑后长时间不死的腰斩到西方社会的车裂、绞肠、桩刑、站笼等各种处死方式，可以说在让罪犯承受肉体痛苦方面无所不用其极。曾经有一本介绍人类死刑大全的书，列举了人类社会中有据可考的死刑方式300余种，其中一些方式让人不忍卒读。

　　上述残酷死刑的存在，与死刑的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从报应刑论到目的刑论，体现了人类对待刑罚，特别是对待死刑的观念变化。在古代社会，因为多数人以及统治者都认为死刑主要是基于报应的原理，对罪犯课以刑罚，就是以恶害报恶害。这点，在绝对报应刑论者的观念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们认为，刑罚就是报应，除此以外，刑罚不再有任何其他意义。

　　而目的刑论者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实现其他一定的目的（如保护社会、预防犯罪）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

　　显然，当一个社会将刑罚仅仅看作是报应时，就会尽量追求这种报应的残酷和深重，表现在死刑的执行方式上，就是运用尽可能残酷的方式。

　　在文明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即便是一个罪犯，他除了应当对他所犯的罪行依法负责外，不应当再承受更多的惩罚。具体到死刑犯而言，司法机关决定依照法律剥夺他的生命，但这仅仅限于剥夺其生命。除此以外，除非法庭特别判决，死囚也不能受到其他任何处罚。

　　1996年，我国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这一修改，确定了注射执行死刑的合法地位。

　　众所周知，枪决的方式，虽然比起斩首等方式来要文明得多，但这种方式毕竟还是会使罪犯承受较多的肉体痛苦，况且，它仍然保留了血腥的形式。但是，注射却使死囚免受了肉体痛苦，可以说，以目前现有的技术手段看来，注射近乎使死囚安乐死，是最文明的死刑执行方式。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现在也只有少数国家运用注射的方式文明处决罪犯。从枪决到注射的转变，体现了我国尊重罪犯人格的司法观念。从法治的角度看，也是罪犯和普通人在人格方面平等的体现。这种转变，实质上就是我国法治的进步。